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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了貸找死，不放就等死”，我國中西部地區特定時期這一特殊的金融現象，長期以來困擾著許多基層銀行涉農業務的開展。但中國農業銀行公安縣支行在商業化經營中“轉型”不“轉向”，靠服務“三農”連續7年多時間存貸兩旺，無一筆不良貸款，為破解“農村信貸風險大、效益差”的難題進行了有效探索。
解脫：為了更好地服務
公安縣地處江漢平原，是國家重要的糧、棉、油生產基地，典型的農業大縣。進入2000年時，全縣國企和集體企業95%關停破產或改制，以農村產業化為依托的民營經濟開始崛起。在這樣的背景下，縣農行對支農放貸方向作了戰略性調整，即重點抓農村經濟的產前和產后兩個環節服務，以兩頭帶中間，進而從過去直接面對千家萬戶的服務模式中解脫出來。
據統計，公安縣有棉花收購加工企業140多家。其中，加入棉花協會的有60家，連接棉農達13萬戶。會長喻昌盛說，協會中，有40余家企業享有農行貸款，在農民交售棉花時，敞開收購，隨到隨收。貨款兩清的優質服務，為競爭中的公安棉花收購市場樹立了標桿，迫使收購商家家講究服務質量，從而普惠了棉農。
在采訪中幾位棉農說，誰家服務好，棉花就給誰，再也沒有從前大收購站(國家專營采購站)壓級、壓價和打白條的現象了。
不良貸款：七年零紀錄
過去，農民借貸，筆數多，每筆發生額少，甚至只有幾元錢，各種借貸單據，一個鄉鎮的就可以裝一大麻袋。支農效果差，貸出難收回，包括農行在內的基層金融機構實際上承擔了財政和民政的職能，一度陷入舉步維艱的困境。
據農行湖北省分行統計，該行在專業銀行的14年留下了大量涉農包袱，虧損累計達100多億元，發放涉農貸款形成的不良貸款占了經營總量的60%左右，其中80%以上集中在農業大縣。如今，湖北農行還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縣支行基本不做個人農戶業務。
公安農行在2000年以前的情況也是如此，不良貸款占比高達82%，累計有4.1億元貸款收不回來，虧損額2200萬元。但自這一年實施戰略調整起，至今年6月止，支行的存款余額由4.76億元增加到23.71億元，貸款余額由3383萬元增加到3.85億元，累計發放貸款19.7億元，所有貸款本息均按期收回，沒有一筆不良貸款發生，去年一年的經營利潤就達2000余萬元。
7年多來，公安農行發放的貸款涉農部分已達17.23億元，占全部貸款的87.46%。縣農行行長葉洪波對此分析說，產中這個環節由于風險較高，再加上基層銀行沒有網點優勢，一時難以形成規模，我們起初選擇了回避。相比之下，產前、產后的市場面大、周期較短，銀行面對的是經營大戶，放貸重點為成長中的民營經濟，資金流動相對封閉運作，風險較小。以市場化方式配置資源，產業鏈中各個環節風險自擔，效果就大不一樣了。
包賠：“包”出一片新天地
6月18日，公安縣久興水產品專業合作社以郝家湖1800畝水面30年經營權和1萬多株樹的林權作抵押，向縣農行貸了120萬元。股東之一的陳崇久說，過去幾年我們都是用商鋪抵押貸款，抵押額度小，貸款額度都不大，現在農行放寬了抵押政策，我們就有充足的資金做大產業了。
公安農行以顯著的經營業績，今年5月獲農總行批準，試行增加服務“三農”信貸擔保方式。這是試行新辦法后發放最新一筆大額貸款，在嚴格管理下，業務路子也越走越寬了。
據調查，公安農行在發放個人生產經營性貸款上(下稱個貸)，之所以路子越走越寬，越走越好，關鍵是創造性地實行了“五包”責任制，即“包放、包管、包收、包賠、包利”，有效解決了個貸業務風險最難防范的難題。公安農行發放的個貸占全部貸款的65%以上，這種發放給從事合法經營的個人、非法人資格的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貸款，每年有近千筆，平均每筆約30萬元，最高的為500萬元，最少的5萬元。
“五包”責任制，集中了主要責任人的責任，核心在“包賠”。以貸款提議人為第一責任人，寫出書面承諾，對貸款收回終身負責。貸款逾期，第一責任人立即停職停薪收貸，逾期后一定時間內不能收回或發生損失，由第一責任人無條件賠償。實行這一制度后，即使是離行人員，也按期收回了貸款本息。
有了“五包”后，公安農行沒有一包了之，還采取了一系列組合措施，確保有效避險和化險：每一筆貸款，都要經包括支行領導在內的9人貸審委員會審查，貸款收不回時，委員會成員也要接受處罰；每一個貸款戶，都按經營業績、資產存量等準入要求，進行嚴格審查。按規定，個貸都要實行抵押或質押，縣支行將大的放貸額設置在貸款戶賠償能力的50%以下；對貸款戶的賠償能力，進行現場調查，資金流量適時動態監控，一旦出現風險預警，立即采取避險措施。雖然前后有13名第一責任人出現過貸款預警，但都及時得到了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