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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20世紀初，歷經甲午戰爭失敗后創巨痛深的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遷的洶涌潮流中，這時中國社會如用梁啟超的話來說，最明顯的特點就表現在“過渡”上，即從舊世界過渡到新世界。如果說在當時的中國，這種“崛起于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之英雄”各個領域都有涌現，那么以“狀元”身份下海經商辦實業的張謇，則是梁啟超呼喚的經濟領域中“過渡時代的英雄”中最著名的一個。
張謇，字季直，江蘇南通人，1894年在科舉考試中高中殿試一甲第一名，被清政府任命為翰林院修撰，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中讀書人追求功名的最高頂點——狀元。但是，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中國傳統社會價值判斷系統，仍然籠罩天下的時代環境中，這個“大魁天下”的張謇，此后卻并未走上“學而優則仕”的社會正途，反而跨進了被社會視為四民(士、農、工、商)之末的“商”的隊伍，成為中國近代文人下海經商辦實業的早期經典案例。促使他走上這一步的固然是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于日本，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對他救國救民愿望的激發，但他的行動和走過的道路，卻在近代中國的經濟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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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大生紡紗廠外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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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企業股票影印件。本報資料照片 | 首辦企業遭遇“招股難”
圍繞他的下海和經商辦實業，值得介紹的東西很多，這里主要介紹張謇興辦企業時期的三個特點。首先是張謇在興辦企業時遭遇的“集資難”。我們先來看看這張“大生機器紡紗廠股票”，這是張謇創辦企業時早期發行的股票。為說明張謇辦實業的緣起和“招股難”，我們先從這張股票上留下的文字看起(標點為筆者所加)：
“大生機器紡紗廠
為給發股票事案奉 南洋大臣
奏飭在通州設立機器紡紗廠，當經太常寺少堂盛、翰林院修撰張(此處“太常寺少堂盛”與“翰林院修撰張”兩行字并列)合領南洋商務局官機二萬錠，作為官股規銀二十五萬兩，議集商股規銀二十五萬兩，共計官商本規銀五十萬兩，以壹百兩為壹股。官紳訂立合同，永遠合辦。行本不足，另集新股，一體分利。以銀到之日起息，長年官利八厘，余利照章按股分派。每屆年終結賬，三月初一日憑折發利。除刊布章程并另給息折外，須至股票者……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初壹日……第柒百柒拾號至
號”。
從這張股票中的文字看，值得關注的地方有幾點：首先這是光緒23年(公元1897年)開辦的“大生機器紡紗廠”留下的股票，此時距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失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清政府隨后放開中國人自己開辦工廠的禁令后只有短短的一兩年時間，是中國近代最早開辦的幾家機器紡紗廠之一的股票。二是張謇以“狀元郎”的身份開辦機器紡紗廠，與一般平頭百姓相比仍然占有一定的優勢和特殊待遇。文中與“太常寺少堂盛(宣懷)”合領南洋商務局官機……的記載，就是官方給予張謇官機入股支持張謇辦廠的證明，這是一般百姓難以得到的優惠條件。三是張謇需要自己招集“商股規銀二十五萬兩”。可正是在招集商股規銀的過程中，這個“名滿天下聞”的狀元郎卻遭遇了重重障礙，甚至差點被逼到幾乎自殺的地步。在此過程中，反映了中國早期股份制企業興起時的一些特點。
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自光緒21年(1895年)9月開始籌辦，至25年(1899年)4月開車試生產，“首尾五載，閱月四十有四”。在這44個月中，大生籌集的總資本為445100兩。其中領用官機折價25萬兩，剩下的195100兩中，包括地方公款41900兩，真正面向社會招集的商股資金只有153200兩，到正式開工生產為止，距離預定的招集商股25萬兩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在此期間，招股困難導致的資金不足始終是張謇面臨的最突出和最困難的中心問題，多次使得大生紗廠到了夭折的邊緣。可以說，大生紗廠的招股難，在近代中國民族資本早期創辦股份制企業的過程中，是一個突出的例證。因為招股難，張謇曾嘗試了種種辦法，在開車之前的44個月中，大生紗廠的體制經歷了商辦、官商合辦和紳領商辦三個階段，目的就是為了籌措資金。因為招股難，大生紗廠的股東幾經更換，舊股退出，新股難招，通(通州)董滬(上海)董，分分合合。因為招股難，張謇曾一再求助于大大小小的官員和相識之人，但成效卻十分有限。
在張謇籌備開辦大生紗廠時，署理江寧布政使桂嵩慶曾經答應“協助集股六七萬”。張謇在與盛宣懷分領折舊官機，與官方簽訂“紳領商辦之約”，“各領機二十五萬”時，盛宣懷也曾經答應代張謇籌集流動資金。但是，當大生紗廠建廠工程開始，“用款日繁日緊，而各路許入之股不至”時，桂嵩慶答應的錢卻“屢催不應”。盛宣懷處同樣是“久之寂然如桂”，張謇“屢催屢請執約，告急之書，幾于字字有淚”，盛宣懷卻是“百方騰閃，迄不應”。因為招股難，張謇在上海辦事時“不忍用公司錢”，“賣字自給”，還要忍受旁人的嘲笑侮弄，然而“聞謗不敢辨，受侮不敢怒…”。他在給時任兩江總督劉坤一的信中傾訴招股集資的艱難時說：“三載以來，謇之所以忍侮蒙譏，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筆凋，晝慚而夜覥者，不知凡幾。”
四處碰壁 狀元身份難圓資金鏈
1899年大生紗廠開工之前，是資金最困難的時候，張謇為籌集工程掃尾、裝機購花、清付利息等等費用，“奔走寧滬，圖別借公款，不成；圖援湖北、蘇州例，以行廠機器抵借，不成；告急于各股東，不答。”而“上年匯款到期，若不還，則益失信用，后路且絕。”“直有履險縋幽分寸失足之勢”。無奈張謇只好賣此前準備為工廠開機時收購的棉花應急，“以所收八萬金之花漸次運滬售賣應付”。在四處碰壁的情況下，張謇再一次向江督劉坤一求援，此時張謇的處境是“哀于江督，則呼吁之詞俱窮；謀于他人，則非笑之聲隨至”。另外還有人搜集張謇辦紗廠不當的言論，“以匿名告”。在四處碰壁的情況下，他向劉坤一呼吁“另派殷富員商接辦”，但“函牘再上”，回答卻是“不可”。“及至開車，所恃為運本者僅數萬金”，為勉強維持，張謇東挪西借，甚至以每月一分二厘的高利向錢莊借貸。即使這樣，到新花上市時，依然是“資本已竭，危險萬狀”。此時，張謇“迭次函致各股東告急請援，迄無一答。”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張謇“乃復分告股東，擬將四年汗血所成之廠，出租于人”，結果卻仍然是“亦不答”。而擬將大生紗廠出租以擺脫困境的計劃，也因“迭受議租人之挫折，實不能堪”的原因而致告吹。張謇以堂堂狀元之身，為籌備大生紗廠弄得焦頭爛額，在走投無路之際，與一二朋友在上海“每夕相與徘徊于大馬路泥城橋電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籌莫展”，甚至準備去跳河自殺幸被同伴發現勸阻。最后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采納助手沈敬夫的建議，走出破釜沉舟的“盡花紡紗，賣紗收花，更續自轉”(即盡現有的棉花紡成紗出賣，賣的錢再拿來購棉花紡紗，然后再出賣棉紗購棉花，進行循環)的險棋，意外獲利，才使大生紗廠得以存續并有了以后發展的基礎。
張謇的集資難，固然有當時社會風氣未開的原因，但從張謇的集資難中，我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狀元身份對他在面向社會集資時的幫助很小。此前在中國社會中能夠集資辦實業的一是有職有權的官員，二是有錢的商人和買辦。張謇雖有狀元身份，但其下海經商辦實業，在世人眼中，卻是“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本質上仍然是一介書生，不僅沒有錢，而且沒有辦洋務的經驗。他能否興辦企業，是否有經營近代企業的能力和才干，在社會公眾面前仍是大有疑問的事。在這種沒有被社會認同的情況下，在“追逐利潤是資本天職”的市場經濟規律面前，招股集資磨難重重就是必然和正常的現象。
“添字股票”助企業快速擴張
張謇的集資難，比較典型的反映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轉型期中國社會中的一種正常現象。
當然，在大生紗廠迭獲利潤，張謇也“稍獲資本家之信用”后，情況就會大不一樣了，此后，張謇在籌辦大生分廠時，“不一年而得投資者六十余萬”的事實就證明了這一點。
這里介紹的大生企業集團的第二個特點，是它在快速擴張中的一種集資方式。
大生紗廠獲利之后，在短短的10多年時間里，張謇的企業從一個擴大到20多個，包括紡織、印染、航運、面粉、鹽業、鐵冶等等，還投資10余個其它企業，形成了一個以紡織為主跨行業的資本企業集團。另外，張謇還在南通投資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紡織學校，第一個師范學校、第一個博物館……在南通的城市建設和現代化發展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張謇曾對人說：“我們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動搖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句話的解釋，就是說一切政治及學問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數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線上的生活”。因此，他把自己創辦的企業命名為“大生”，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涵義。如果說，張謇的這種做法，是秉持他自己的信念，那么，創辦這些企業和社會公益事業的資金從何而來？除向社會籌集外，將企業經營利潤轉為股份，壯大自身實力和競爭力量，爭取獲取更多利潤興辦更多實業和社會公益事業是張謇的主要辦法。這張“中華民國”4年發行的“南通大生紡織公司股票”，票面文字中有“南通大生紡織公司為添給股票事，本公司按照辛亥年股東會議決，以歷年截存余利作為添購紗錠織機股本，每股規銀五拾兩，按戶填給……”的字樣，就是張謇將企業利潤轉為企業股票的見證。因此，票面中有“添字第……號”的排號，這種股票也被稱為“添字股票”。這種以截存企業利潤轉為股份被稱為“添字股票”的事例，在中國近代是很有特色的一種股票。
創出一條龍運作模式
張謇興辦的大生企業集團的第三個特點，是創造了一種新型的企業運作模式。張謇的企業是以紡織為中心的企業集團，他創造的企業運行模式，是從種植棉花開始，到將棉花紡成紗，織成布，再到印染后通過自己的運輸公司推向市場，形成從原料直到市場的一條龍生產流水線。這張“通海墾牧公司組織的辟渠修堤工程”的照片，顯示的是當時筑堤將海水擋住，再將堤內海水抽干圍墾土地種植棉花的情景，從照片上可以看到當時工程規模之大。這張“草堰大豐鹽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是張謇委托其兄張詧在蘇北創辦的鹽墾農場的股票。從這張股票看，集資數量達到白銀200萬兩，可以推斷其規模也不會小。
張謇創辦的大生企業集團的發展模式，相對于從外國移植引進新式企業的“洋式”發展道路，更加重視依靠中國的資源進行組織開發，用今天的話來說，是一種比較符合國情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因此被有的學者稱為是一種“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盡管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后，張謇的企業因為擴展太快和其它原因，遭遇到困難和挫折，但通過以上的這些股票，拂去歷史的煙云，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100多年以前中國邁向早期現代化時留下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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