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希臘，似乎成了歐洲的孤兒“姥姥不疼舅舅不愛”。但希臘的遭遇，是否就是普通希臘人的過錯，他們是否必須承擔相關責任？這或許應該厘清。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魯格曼認為，希臘人其實并不懶惰，“相反，他們的工作時間幾乎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的人都長，尤其是比德國人要長許多。希臘的福利體系也不像某些保守派聲稱的那樣已經失去控制。社會性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衡量福利國家規模的標準，而希臘的這一比例要大大低于瑞典、德國等國”。
克魯格曼指出了一個關鍵性問題：對目前的債務危機，普通希臘人并不是最大的責任方，那誰應擔負更大的責任？
在不少希臘人看來，希臘目前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就是精英之錯，尤其是商人的狡詐、政客的無能。筆者常駐希臘的同事，在一次報道中就頗有感慨地引用了一位希臘人的抱怨：希臘積弊如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希臘官員腐敗嚴重，管理尤其不善，中飽私囊、揮霍浪費屢見不鮮，任人唯親、尸位素餐更是家常便飯。
這種指責，其實在許多西方媒體報道中亦可見一斑：希臘的公務員是最安逸的，通常早上八九點上班，下午兩三點即下班，一年14個月甚至更多的工資，但辦事效率低下，營商環境糟糕……
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嚴厲批評過的逃稅問題上“希臘特征”就非常明顯。據希臘經濟學家最近披露的一項研究成果，在2009年，希臘有約280億歐元的收入被隱瞞。如果按40%的稅率征稅，這相當于112億歐元，接近希臘預算赤字的近三分之一。
按理說，拮據的希臘政府正好采取嚴厲措施將這些偷漏稅繳納國庫。但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政府猶豫再三，遲遲不動，原因就在于逃稅最多的職業中，醫生和工程師排名居前，而在希臘議會中，很多代表就屬于這類精英。怎么指望這些利益集團去損害自身利益呢？
這種矛盾，也正說明了希臘改革的艱難。普通希臘人難免義憤填膺：他們成了改革的最大犧牲品。在政府采取連番緊縮政策下，他們收入普遍降低，很多人失去工作，而且他們還必須面對養老金縮水等一系列嚴酷事實。不少希臘人就譏諷說：改革是必要的，但政府更應去查查腐敗分子、明星巨富的賬戶，而不應打那些為生存而掙扎的小老百姓的主意。但在精英掌握政策制定權的背景下，讓既得利益者拿自己開刀，又談何容易？如果兩者之間的矛盾無法彌合，希臘債務危機就很難徹底解決，更大規模的社會動蕩也未嘗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