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華盛頓的世界銀行總部和白宮只隔了兩三個街區，是距美國權力中樞最近的國際機構。從實際運行看，世行更是一直深受美國影響——成立60余年來，行長寶座一直為美國人所占據。23日，美國又提名韓裔美籍醫學教授金辰勇為新的行長人選，意圖將這一“慣例”續演下去。
金辰勇如果真有才干，領導世行也未嘗不可。但在世界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今天，各國，尤其是美國，須以開放心態對待其他選擇，包括新興經濟體提出的兩位候選人。須知，世界銀行姓的是“世界”，絕不是也不該是姓“美國”。
國際社會之所以普遍對這個“慣例”有反感，因為世行這么重要的一個國際金融機構，最高管理職位竟為某一個國家獨占60多年。對此，《華盛頓郵報》曾發文諷刺說，一個由全球納稅人供養的機構，其領導權必須“保留”給某個國家，完全是“歧視性的”。
另外，從當前國際形勢和格局看，新興經濟體已整體性崛起。可以說，今天的世界，缺少了新興經濟體的支持和參與，許多事情都無法解決；缺少了新興經濟體的參與，世界銀行以及IMF，也不可能正常運轉。因此，新興經濟體理應在新行長人選上有足夠的發言權。
美歐仍抓緊權力和“慣例”不放，根源在于世行和IMF一直是西方施加全球影響力的重要工具。最近幾年，在很多公開場合，西方一再承諾要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但一到具體問題往往裹足不前。口惠而實不至的背后，是西方對特殊利益的固守。
此次世行行長換人，為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博弈機會。但要想就此一舉打破目前的“帝國后遺癥”，難度是巨大的，其中既有西方的阻撓和抵制，也有其他國家內部的分歧和矛盾。結果是，西方繼續掌控兩大金融機構的最高職位。去年IMF總裁改選，四年前世行行長換人，我們就見到了這種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新興經濟體更需要加強溝通與合作。即使這一次沒有突破“慣例”，也須為下一次獲得突破奠定基礎。作為第一步，一些新興國家已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第一次出現了競逐行長人選的局面，這無疑有助于增加博弈的籌碼。
如果這次仍是美國人選占上風，但要想獲得新興經濟體的認同，美國就須有所讓步，雙方可達成某種“有約束力的默契”。比如，美國要確定下一任行長職位向其他國家開放，要同意加快世行改革，給予新興經濟體更多應有股份；世行應提拔更多來自其他國家的中高層官員，改變目前西方人獨大的局面。
這種博弈，其實在去年IMF總裁遴選中就有所顯露——法國人拉加德最終按照“慣例”成為IMF新總裁，但她也承諾推進IMF份額改革，并將朱民提為新增設的IMF副總裁。當然，這種結果是次優選擇，但也很不容易取得。
世行行長選拔更多地淪為國籍之爭，說明了當前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頑固性，這需要新興經濟體堅持不懈地努力來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