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跡象表明，貨幣政策可能有所松動，先知先覺的股市投資者似乎有所察覺，股市也因此突然大漲了兩天。至于貨幣政策是否能真的有所松動，局外人實在難以猜到。
筆者認為，當遇到突然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或者其它可能引起國內外經濟形勢急劇變化的天災人禍時，宏觀調控決策應該見事早，出手快。為了穩定形勢，穩定人心，有時采取一些過點兒火的應急措施也在所難免。但是，當突發事件結束，國內外經濟進入相對漫長的結構調整期后，宏觀調控的著力點應該放在結構調整上，對于短期的經濟波動或失衡現象，應該多些淡定，讓市場機制發揮更多作用。
在西方經濟理論發展過程中，早期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學派認為，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完美的制度，能夠自動調節經濟，使其達到均衡狀態；二戰后一段時期，認為完全的市場經濟并不能自動實現充分就業的理想狀態，政府應進行宏觀調節的凱恩斯主義學派成為主流；上世紀70年代后，反對政府宏觀干預的新自由主義學派興起，對西方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產生了較大影響。如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僅在突如其來的事件發生時，人們預期失誤的條件下才會取得期望的結果。如果假定政府的政策是有規則的，人們會準確預料應有結果，從而會采取相應措施以抵消政府政策的作用。
從西方經濟的發展及實踐過程看，“大蕭條”、“9·11”以及最近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如果沒有政府的及時干預措施，西方經濟很難挺過去。而二戰后一段時期，西方經濟得以避免再次出現大蕭條，實現了較長時期的穩定發展，應該說，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政策確實發揮了作用。但這也并不能完全歸功于這種宏觀調控，還更應看到西方各國在完善社會保障、調節收入分配結構、緩和社會矛盾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這對促進經濟平穩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采取了包括財政和金融手段在內的緊急措施，來應對突如其來的變局，這是必要的。進入“后危機”時代后，由于財政政策受制于預算制度，不能隨意變動，相對靈活的金融手段就承擔了宏觀調控的“給力”角色。有細心人統計過，今年以來，央行每個月提高一次準備金率，兩個月提高一次利率。
國家統計局的總經濟師日前在公開場合表示，“當前中國經濟仍具平穩特征，既沒有過熱，也沒有出現大幅度下行，目前最突出的問題仍是通脹。”既然如此，宏觀調控能不能淡定些，讓市場機制去慢慢化解通脹因素？通貨膨脹主要是指消費品價格上漲，而列入統計的中國消費品價格中，食品價格權重很大。食品價格的上漲又多表現為鮮活商品漲價，前些日子是“蒜你狠”、“姜你軍”，如今輪到豬肉了。實際上，從“蒜你狠”到“蒜你賤”的變化過程中，很難感受到貨幣政策的影響，但是不少地方中小企業的經營已經明顯感受到貨幣政策的壓力了。如果是通過貨幣政策影響中小企業的發展，抑制企業主和員工對姜、蒜、豬肉的需求，從而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的，這樣的宏觀調控真的該多些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