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CPI達4.9%。防止物價過快上漲已成為政府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
關于這輪通脹的原因，官方、學界和媒體已經分析得很全面透徹了，既有長期的，也有臨時的；既有“內生”的，也有“進口”的；既有氣候原因，也有政策因素。據報載，厲以寧最近表示，我們遇到的新問題是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對中國而言這是第一次，這是一個新挑戰。筆者認為，厲以寧先生一語中的。而應對這個新挑戰，則需要新思維。
所謂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是指由原料和工資等成本上升所引起的物價普遍上漲現象。以往30多年，特別是經歷了物價闖關、絕大部分商品都實現市場定價后的近20年間，中國經濟似乎背離了“產出-物價”菲利普斯曲線規律，在大多數時間里維持著近兩位數的高增長，同時保持了較低的通脹率，有時甚至還擔心出現通縮情況。筆者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靠制度設計及政策推動等人為因素，中國維持了較低的要素成本。中國不僅制成品價格低廉，能源及礦產資源的開采成本也比較低。當然，中國也在經濟全球化引發的新國際分工過程中，利用了部分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外要素。
相對于龐大的人口和快速增長的經濟產出量來說，土地、礦產資源以及環境應該是中國最稀缺的資源，使用成本應該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劉易斯拐點”和人口老齡化的逼近，廉價勞動力的歷史也接近尾聲。由要素成本提升而引發的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注定將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繞不過去的階段。
實際上，近10多年一路高漲的房價就是這種通脹的一種表現形式，只是由于統計方面的原因，未將其列入CPI中。由于國內外多重因素的誘發，最近這種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終于在食品類價格上表現出來，并反映到CPI指標上了。
這種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將是持續時間較長的過程，只有到中國實現了不再依賴廉價要素投入，而主要依靠科技和制度創新的集約型發展方式時才能真正消除。因此，中國不能根據以往的經驗或在西方已經獲得驗證的傳統思維應對這種通脹，必須要有新的思維。
筆者認為，這種新思維的一個要點是，尊重市場規律，適當提高通脹容忍度，讓長期扭曲的要素成本漲價壓力釋放出來；同時要有高超的政策藝術，讓這種釋放過程平穩有序，盡量減輕震蕩。另一個要點是，政府應對通脹的目的應是保證低收入者的實際生活水平。理想的辦法是提高基本消費品漲價獲益者，或對這類商品價格并不敏感的高收入者的稅賦，更精準地轉移支付給需要補貼的低收入者，這就需要設計出準確有效且低成本的稅收和轉移支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