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貨幣政策調整期待“精細化操作”
明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安排明年的經濟工作當然要依據“十二五”規劃的精神。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提出，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預見性。明年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怎樣進行，是人們關注的熱點。
“十一五”期間，面對國內外環境的復雜變化和重大風險挑戰，中國實施了正確而有力的宏觀調控，整體經濟有驚無險，取得了在當今世界上難能可貴的發展成就。在這些調控行動中，中國主要采用了市場經濟手段，盡可能避免了行政手段給經濟發展帶來的硬傷�？梢韵胍�，在“十二五”期間，隨著經濟體制以及相應的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改革的推進，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將更臻于成熟，對利用市場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提出了更高要求。筆者認為，在未來的宏觀調控過程中，不僅僅要更加純熟地掌握、運用各種市場機制下的政策工具，更要學會市場機制下的思維方式。
中國曾長期實行計劃經濟，而且是在強烈的“趕超”意識驅動下的計劃經濟，不足20年的市場經濟體制還難以完全清除經濟管理部門的計劃經濟思維模式。改革開放前，中國基本是實行的蘇聯式、以主要物質部門產品產量為主要指標的計劃經濟體系。比如，為了“超英趕美”，要在某某年生產多少噸鋼，然后根據鋼產量目標定出應該生產多少噸煤、多少噸糧、棉的指標。按照“蘇聯老大哥”的經濟學教科書，國家設定的這些指標都具有法律效力。許多經歷過革命戰爭的中國經濟管理干部，更是往往將這些計劃指標當作“幾點幾分拿下某某山頭”的作戰命令，不遺余力“保證完成任務！”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計劃不再那么強調具體的“鋼、煤、糧、棉”四大產量指標了(關于糧食總產量指標還是應該十分關注的)，而是引入了以“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總和”計算的GNP、GDP指標，并動員國人為這些指標翻幾番而奮斗。這在一定程度上神圣化了這些指標，使之成為考核各級政府政績的主要依據。即使在中國走上市場經濟道路后，GDP、CPI等量化的總體經濟指標也依然是政府經濟工作所圍繞的中心，不時聽到“嚴防死守”、“保幾爭幾”之類的口號。如今，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了，發展經濟的首要目標不再是在哪些指標上趕上誰，超過誰，而是要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這當然還要繼續增加社會最終產品和勞務的總產出水平，也就是要保持經濟增長。事實上，在現代大工業生產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中，由于競爭、技術創新，乃至人口增長等因素推動，再生產過程通常都是擴大再生產的過程，也就是說，經濟總是要有一定增長的。至于總體增長多少，各個部門增長多少，才能最大限度順應人們過更好日子的愿望，實在是很難事先謀劃的。這種事只能交給市場，政府不必過多操心。
政府應該操心的是如何促進擴大再生產的過程順利實現，或者說實現市場均衡。古典經濟學認為，只要有充分的自由競爭，市場自身的力量可以讓市場供需實現一般均衡�，F代經濟學則認為，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需要政府出手進行宏觀調控，讓市場實現均衡。我們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目的也應該在于此，即中央建議中所指出的，經濟較快平穩發展，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等，而不應該是“嚴防死守”幾個人為制訂的經濟指標。
有心的觀察者指出，在中央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沒有提出具體的經濟增長指標。筆者認為，這確實大有深意。政府相關部門在調控經濟運行過程中，確實不能拘泥于幾個硬性指標，而是要順應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隨時修訂對各類指標的期望值，努力促進實現市場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