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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多年罕見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幾乎各經濟體都采取了刺激經濟的應急措施。既然是應急措施，自然不可持久，當世界經濟出現恢復常態增長的跡象時，各國都在議論這些應急措施的“退出”問題。如果說，中國能抗過這場衰退，實現了既定的增長目標并率先出現恢復增長勢頭，主要是靠研判準確、果斷出手刺激經濟措施的話，那么在“退出”時，面臨的考驗將是能否以高超的藝術，自如運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宏觀調控工具。
正確運用宏觀調控手段的前提是對形勢的正確判斷。當美國次貸危機入侵實體經濟，華爾街的精英們抱著裝有自己私人物品的紙箱子，黯然離去時，幾乎所有的權威機構都認為，一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來最嚴重的全球性經濟衰退來臨了。中國企業也從海外訂單情況清楚地感受到這場衰退。由于“情況明”，中國能“決心大”，憑幾十年積累起來的龐大公共資源和特殊的體制優勢，果斷出手推出經濟刺激措施。
俗話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同進入衰退時陡然急降的形勢不同，世界經濟復蘇之路漫長曲折。目前只能說，前景依然撲朔迷離。即使世界經濟復蘇前景明朗化，中國將遇到的外部市場環境能否恢復到衰退前水平也難下定語。中國國內的經濟形勢則更為復雜，龐大的刺激措施，保住了增長勢頭，但并沒有從根本上糾正衰退前已經出現的結構失衡現象。這種內在的結構性矛盾和外部的不確定性交織在一起，大大增加了審時度勢的難度。這就要求中國刺激經濟措施“退出”時要格外小心謹慎，逐步淡出。
與市場體制比較完善，經濟結構比較成熟的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刺激經濟措施的推出和退出時的政策目標要復雜得多，因此在啟用和退出各種政策工具時要運用更復雜細膩的手法。在崇尚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堅決捍衛私有制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主要是在防破產、保就業和防過熱、反通脹之間抉擇，而把發展什么行業，壓縮什么行業的結構調整任務交給了自由市場制度。因此，衰退襲來時，為防止花旗銀行這樣的大企業破產，美國政府動用千百億美元的公帑將其“國有化”。危機過后，花旗性命無虞了，當然可以毫不躊躇地撤資，將其交還私人股東繼續去賺錢。
從官方媒體的提法中可以看出，中國動用刺激經濟的財政、貨幣工具之初的目標指向就是“保增長、保就業”，但很快就加上“促調整”的政策目標。因此，在當刺激經濟措施真的需要退出時，要仔細區分哪些政策工具僅僅能發揮一時的“保增長”效用，而在“促調整”方面效用不大，甚至有所掣肘，從而決定各項政策工具“退出”的輕重緩急次序。此外，對于尚未實現工業化，尚未完全進入現代化的中國經濟來說，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新華社記者引述《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站的評論說，“8%大體是政府認為要創造充足的就業增長、保持社會穩定所需要的最低經濟增速”)。在決定哪些政策工具要保留，哪些該退出時，中國應該多一番思量，即能從長遠方面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模式的轉型，又能滿足“保八”的現實需要。
經歷這場全球經濟大衰退后，中國主要靠利用宏觀手段，特別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成功地實現了保增長、保就業、促調整的政策目標。筆者相信，情況需要時，中國也能漂亮的“退出”，從而讓自己利用市場手段調控經濟的藝術升華到更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