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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2月24日宣布，任命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為其特別顧問。當IMF官員提前將此消息通知我時，作為中國人，高興是自然的，驚訝卻談不上。
因為中國人擔任IMF要職，實在是大勢所趨。在未來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中，IMF勢必扮演一個關鍵性角色，但能否扮演好這個角色，IMF就必須獲得合法性。合法性從哪里來？按照卡恩的說法，就必須切實提高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IMF的份額，以反映當前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
“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在IMF的代表性不足，這也是為什么我一年前如此積極地推動IMF份額改革的原因。”卡恩曾在一次專訪中對我說。“如果沒有合法性，就沒有人會聽我們的政策建議，或者鄭重接受我們的早期預警。”
份額變化的同時，IMF的人員組成必須得到優化。按以往慣例，世界銀行行長一直由美國人出任，IMF總裁則是歐洲人的禁臠。目前為IMF服務的一般工作人員中，來自新興經濟體的人員明顯偏少，尤其是像中國等主要新興經濟體，職員數量與其實力和影響力很不相稱。
這種狀況顯然是不合理的，改革將是遲早之事。卡恩就曾對我明言，如果有一天IMF和世行領導人來自發展中國家，為什么不可以？按他的話說：“那是‘舊世界’，而現在是‘新世界’了。”作為一個具體的舉措，卡恩說他曾就相關事宜和中方進行溝通。
于是，也就有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最終的出線。朱民曾在華盛頓的約翰·布魯金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并在世行擔任過經濟學家。他對中國國情的了解以及國際化的背景，顯然有助于IMF與新興經濟體改善關系，尤其是改善因亞洲金融風暴而惡化的IMF和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
卡恩在任命朱民的聲明中就指出：“朱民帶來了政府和金融領域的寶貴經驗，我期待聽到他的意見。作為特別顧問，他將發揮重要作用，與我和我的管理團隊并肩應對所有成員國未來面臨的挑戰，并加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亞洲和新興市場的了解。”
朱民赴IMF出任要職，中國國力的發展自然功不可沒。但這還只是從中國的角度看問題。從國際化角度看，繼林毅夫出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之后，又一位中國經濟學家出任國際金融機構要職，也反映出國際社會對“中國智慧”的更加認同。
林毅夫其實就是一面鏡子。對于林毅夫在世行的表現，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就對我說，林毅夫給世行展示了“值得尊敬的學術才能、可操作的經驗、頗具合作精神的領導才能以及熟練理論的卓越結合”，“世行職員都欣賞他有深度的建議，我非常重視他的忠告和友誼。”
為什么這么說？用林毅夫自己的話說，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大部分是由發達國家學者提出的，不可避免地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社會經濟條件和文化為理論前提，用以解決發達國家的問題。但這就帶來的一個問題。林毅夫就曾指出：“如果把在發達國家形成的理論簡單應用到發展中國家，就可能出現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標非常好，用意也良善，產生的效果卻不如預期，甚至好心辦了壞事。”
作為新興經濟體，中國的發展經驗給了世界另外一種思路。比如，中國在經濟困境時，通過發展基礎建設刺激經濟發展，同時解決未來發展的瓶頸問題，這些有效措施就得到許多國家的認同，并成為這次金融危機中許多國家效仿的一個方面。林毅夫在世行的一系列意見，其實就濃縮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果與經驗。
中國駐世行前執行董事鄒加怡對我說，林毅夫為世行帶來了一個發展中國家學者的獨特視角，“他的思想素材來自中國豐富的發展實踐，就任以來，他在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問題上的獨到見解贏得了世行內外的廣泛肯定和尊重。”
從林毅夫的表現以及朱民入職IMF看，新興經濟體有自己的優秀人才，也完全可以從人才、思想和理論等多個方面，為國際經濟做出貢獻。在這方面，世行開了個好頭，作為姊妹機構的IMF也終于有了進步。這是不錯的開端，但對比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的影響力，這還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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