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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9-29 作者:本報記者 劉洪 來源:經濟參考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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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國集團(G20)匹茲堡金融峰會形成的一系列有關金融監管的共識，無疑對市場有著重要影響。但筆者認為，與這些中短期的影響相比，更具有歷史意義的，則是匹茲堡峰會標志著G20體制成為國際經濟治理的核心，意味著“后危機時代”的大幕已全面拉開，國際格局由此發生深刻而深遠的變化。
在匹茲堡峰會發表的長達23頁的領導人聲明中，最具看點的無疑是序言的第19條和第20條。序言第19條寫道：“我們授予G20為我們進行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我們建立的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將涵蓋主要的新興經濟體，同時歡迎他們對加強金融監管過程發揮協調和監督的作用”。與此對應的是，加拿大總理哈珀此前宣布，明年的八國集團(G8)峰會將和G20峰會在加拿大合并舉行，以后，G8峰會不再單獨舉行，而是和其他峰會結合在一起。
這一重大變化，無疑意味著G8和G20對世界經濟影響力的消長——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由主要發達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G7)，在俄羅斯加入后成為G8，一直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占據主導地位；但現在，包括主要新興經濟體在內的G20將接管這一權力。也可以說，世界已從“G8時代”向“G20時代”邁進。
這也印證了許多領導人此前的判斷。巴西總統盧拉去年就表示，G8的時代已經結束，應該由G20取而代之。他說，全球化的時代不能忽視新興經濟體的聲音，“我們現在談論G20，因為G8已沒有任何理由存在。換句話說，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新興經濟體必須有一席之地”。
從某種程度上，這同時印證了美國前總統布什的先見之明。在去年11月召開首次國際金融峰會前，布什曾就與會國資格進行過反復思考，最終他將目光落到了G20身上。原因無它，就是G20包含了中國、印度、巴西等主要新興經濟體，比G8更具有代表性和合法性；要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就離不開新興經濟體的參與。
如果說從G8到G20是世界格局變化的大趨勢，那么IMF份額改革則是這一大勢中的關鍵性一步。鑒于IMF將在未來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中扮演關鍵角色，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份額增加，意味著這些國家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影響力增強，這也符合當前的國際格局和其未來走向。
對于G20的這一決定，IMF總裁卡恩就表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決定”，有助于增強IMF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這一歷史性的決定和二十國集團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關鍵論壇的興起，將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政策上的更深入合作奠定基石。”道理也簡單，如果新興經濟體仍然是IMF的“二等公民”，就會削弱IMF的政策權威和影響力，更別提其希望擁有的執行力。
當前國際格局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最主要的動因，無疑是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和隨之而來的世界經濟衰退。這次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和衰退，暴露出當前國際經濟治理的種種弊端，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都認識到，G8的機制已不合時宜，必須讓新興經濟體發揮與其實力相對稱的作用，否則不僅無法應對經濟危機，也損害發達國家自身的利益。
匹茲堡峰會無疑是一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峰會，但也要看到的是，這次峰會雖奠定了“后危機時代”的一些基本原則，但并未根本性改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事務中的不平等和不對稱的關系。舊的秩序要徹底打破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搭建一個全新的體系，更需要時間和努力，其間肯定也不乏博弈和斗爭——發達國家顯然不會輕易放棄手中的主導權，這從發達國家只讓出5%的IMF份額就可見一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依然偏低。
但正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新興經濟體崛起的大趨勢，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這種大勢前，發達國家只有審時度勢，順應潮流，才更符合其長遠利益；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則必須冷靜應對，并確保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更好更快地推動世界經濟金融格局的重新調整。（本報記者
劉洪9月28日發自華盛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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