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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人來說，30年足以讓一個懵懂少年變成一個霜鬢學者，也足以讓一個孔武壯漢變成一個滄桑老人。
對歷史來說，30年雖在彈指間，但我們卻也仿佛看到了一種生命嬗變的年輪——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經濟社會空前繁榮、綜合國力日趨強大、政府執政漸見成熟。親身見證并參與這樣的改革過程，對一個人來說是一種榮耀，對一個民族來說，也是一種幸運。
許多人都傾向于這樣的說法：30年改革最根本的手段，同時也是最大的成就，就是選擇了兩條路徑：一條是把作為個體的“人”從否定個性、一大二公的社會形態中解放出來，充分調動和釋放了每個人的積極性，解決了發展的內因即市場主體問題；另一條是“摸著石頭”走向“彼岸”，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解決了發展的外因即環境和制度問題。前者是經濟學上所說的承認和恢復了人的“經濟人假設”，最后達到“經濟人”與“社會人”的高度統一；后者則是對改革方向不斷修正直至確定終極目標，今天也還只是剛剛破題，言功德圓滿還為時尚早。
人生來就有尋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這種“利己”的經濟人本質，承認并釋放它，需要改革的勇氣。土地承包也好，個體經濟誕生也罷，都是經濟人本質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萌動和發展。這種“利己”者在現實中其實并不排斥“利他”，他們在發展自我的同時，也帶來行業、地區乃至社會的進步。而且，許多人在市場的紛擾中勇敢承擔起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完成了道德的覺醒和升華，達到了利己行為與利他行為的完美重疊，從而實現了經濟人的“利潤率最大化”與社會人的“價值率最大化”的內在統一。社會風氣的不斷好轉，“5.12”的抗震精神和北京奧運會的“鳥巢一代”，就說明我們這種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并沒有排斥人性的鍛造和民族性格的重鑄。以人為本，捧出一個大寫的“人”，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
在初步解決了“人”的問題之后，我們下一步則恐怕要解決制度的問題。如果說，解決了“人”的問題是改革的“上半場”的話，那么，解決市場的內生性增長力量與外部環境制約因素的矛盾，就是改革的下半場球。當然，越到最后，“比賽”越關鍵，也越艱難。
比如壟斷的問題。已有不止一位經濟學家指出，我國下一步的改革，將主要是反壟斷。反壟斷在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已有100多年歷史，于我國則剛剛起步。與國外不同的是，我國反壟斷的難點，恐怕不在于壟斷協議、經營者集中等企業行為上，而主要在于行政壟斷、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現象上。在我國，行政壟斷主要表現為行業壟斷和地方保護主義。那些集行政管理和生產經營于一體的行政性公司，承擔著管理行業任務和掛靠政府部門享受優惠待遇的大企業，都是不公平競爭的始作俑者，也是危及社會公平的角色。
又比如權力過大的問題。改革30年，政府管制價格的產品已大大減少，但政府權力對市場的干預并沒有收斂。最突出的表現，是在土地的拍賣、基礎建設的招標上，這是當前權力尋租和官員腐敗的主要領域。如何規范政府的行為，加強監督和制約，讓權力真正遠離市場，既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下一步政治改革的重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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