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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從誕生的那一天起，似乎從來就沒有遠離過野性甚至血腥。遠的不說，僅最近的10天里，湖北天門市水利建筑工程公司總經理魏文華用手機錄下城管粗暴執法場面時，就被城管圍毆致死；25歲文學青年賈晉蜀在昆明擺攤賣書時，也被城管拉到山上暴打，全身多處受傷。
城管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執政單位？原來，根據“行政處罰法”規定，國務院或者經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可以決定由一個行政機關來行使各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據此，全國至今已有數百個城市被批準成立了自己的城市管理監察隊伍，集中行使著原屬于環保、綠化、工商、市政和交通等部門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行政處罰權，僅北京城管掌控的范圍就包括13大類300余項。
按說，把分散的權力集中起來，把有可能帶來扯皮甚至監管真空的市容亂象交由一個部門統一處理，完全可以提高管理效率，改善政府形象。但是，過于寬泛的職責，過于集中的權力，能夠匡謬卻遠未到位的法規細則，卻也非常容易引發個性跋扈，刺激私欲膨脹，產生社會矛盾。如果恰巧碰上一個素質低下的城管員，他還會弄不清城管與警察的界線，搞不懂處罰與行兇的區別，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廉吏、什么叫暴徒。這是多年來城管自身違法和引發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
可見，城管就是一匹馬。它首先是匹好馬，在把城市拉向文明和有序的過程中，確實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它同時又是一匹“野馬”、一匹“狂馬”，定位模糊和缺乏調教，決定了必須有人給它帶上法律的“籠頭”，拴上道德的韁繩。所以，已有媒體呼吁，比“行政處罰法”更具體的“城管法”應該盡快出臺。只有通過權力制衡，我們才能馴化“野馬”，才能扭轉城管職責長期錯位、越位的局面，才能為社會和諧、城市發展造福。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看到北京市最近出臺了《北京市實施城市管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辦法》，并已從1月1日起開始實施。這套“辦法”明確了城管執法人員如果出現玩忽職守、徇私舞弊、侮辱毆打當事人現象，或者截留、挪用、私分被扣押和沒收的財物，將被追究責任。當然，對于沒收商販財物，目前法律界尚有不同意見。一些專家就認為，在一些國家里，警察可以將商販帶到警察局，但不會拘留太久，東西也不會沒收，因為這是公民的合法財產。而這一點，尤其是牽涉到沒收一些個人謀生用的基本經營資料時，常常會引發許多城管暴力或血腥事件，所以我們應該慎之又慎。
當然，在制衡城管權力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繼續探索更科學、更符合現代社會特點的城市管理手段。香港街頭看不見任何城管人員，但一切盡在管理者掌控之中，就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從目前來說，“初級階段”的特點決定了城管存在的必要性，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形式只是我們在向現代化城市邁進過程中的過渡性管理手段。隨著國家法律的逐步完善，隨著公民道德意識和社會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這種“人盯人”、“人管人”，極易導致政府與百姓關系緊張、社會矛盾顯性化的管理手段，終究會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正因如此，我們才必須把握好制度的設計。這是盡快完成城市管理由初級階段邁向高級階段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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