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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9月5日，山東炸響拆除小火電“全國第一爆”。山東省微山湖煤電公司8臺燃煤小火電機組的主廠房和兩座煙囪被爆破拆除。新華社記者
徐速繪
攝 | “流域限批”“區域限批”“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證券”……最近一段時間，有關環境經濟等方面的新政策不斷推出，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從此前的“環保風暴”“環評風暴”到近期的這一系列新政策讓我們欣喜看到，一幅“綠色經濟政策路線圖”正式浮出水面，在贏得廣泛好評的同時，一些國家和部分機構對于中國環保發展還是發出了一些不同聲音。對此，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建議，增大國際交流化解誤解，同時要力爭擴大中國環保的國際話語權。
中國環保承受國際壓力
有些國際輿論是不怎么客觀的。像美國《紐約時報》就夸張地稱，中國的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了世界的問題。“中國因為它自己的成功而窒息。雖然中國經濟獲得了一連串兩位數的增長率，但這種增長來自于重工業和城市化令人吃驚的擴張，這種擴張需要巨大的能源，中國使用的能源幾乎都是來自煤——最容易獲得并且最易造成污染的資源”。
也有國際媒體比較公正地注意到了中國的巨大努力。西班牙《先鋒報》稱中國為“全球變暖的英雄與平民”，指出中國面對的巨大矛盾是，它將在很短的幾年內成為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國家，同時它也是為減少污染和能源消費作出最大努力的國家。文章稱，作為學習西方失效發展模式中遲到的學生，中國被迫走上了一條工業化與非工業化、污染與保護環境相結合的矛盾道路。
對于部分國家針對中國環保問題發出的一些不同聲音，世界自然基金會中國分會科學發展與國際政策項目主任王會東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環保標準低、企業環境意識差是一些國家主要針對中國環保問題提出的質疑，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方發達國家也經歷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已經意識到了污染可能帶來的問題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防范，這都是應該予以肯定的。同時，環保標準與各自的經濟發展水平有一定的關系，不能脫離。
“當然，不能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就一定要如何降低標準，但一定要有一個國際標準本土化的過程。環保的投入力度、百姓的承受度都受到經濟水平的制約，企業的社會責任提高也需要一個過程，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中國環保正在不斷地朝著好的方向發生變化。”王會東說。
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楊先明認為，對于一些國家針對中國環保提出的批評應該予以全面辯證的分析。一方面有些批評的確是國際上環保人士針對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污染問題提出的客觀批評，因為中國在快速發展過程中消耗了較多的資源，由于能源的消耗必然帶來一定的環境問題，對此我們應該正確的對待，通過不斷的努力和交流來化解這些問題；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到由于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世界經濟中的話語權不斷增大，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環保問題作為攻擊中國的手段，將很多違背事實的、沒有實際相關性的事件和中國環保掛起鉤來。
楊先明舉例子說，很多人以湄公河被污染一事來攻擊中國，認為該河水質的變差和中國有關，后來通過相關國際機構的調查研究得出結論，湄公河的水質變差是和其下游國家的化肥使用量過多有關。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揪住這個問題來攻擊中國，限制中國在自己境內合理合法的發展，這是沒有道理的。這一事件充分說明，我們一方面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也應該實事求是的公布事情的真相，以此來加以反駁。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曦表示，全球層次上的輿論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公正的，國際環境法達成一個一致的認識，叫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就是說，對全球的環境保護全球都有一個責任，這是共同的責任，但是這個保護環境的責任又是有區別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擔負的責任是有區別的，因為環境問題大部分是由發達國家造成的，所以他們擔負的責任應該更大。
環保新政策助推經濟可持續發展
盡管部分國家對中國環保提出了一些不同聲音，但中國為了改善環境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所采取的一系列舉措還是贏得了廣泛的認同并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德國聯邦政府全球環境變化問題咨詢委員會2007年6月發表題為《全球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安全風險問題》的評估報告稱，近年來，中國已逐步認識到環境問題的嚴峻，并開始采取措施保護環境，加強立法并成立相應機構。
《日本經濟新聞》也在十七大期間報道稱：“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為保護全球氣候作出新貢獻，報告展現了中國為防止全球變暖積極配合制定《京都議定書》框架協議的姿態。”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納去年9月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也積極評價了中國在應對環保問題上的努力。他說，在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上，中國政府正在積極行動，并取得一定效果。
施泰納認為，環境污染已成為中國經濟和中國政府面臨的關鍵問題之一，是對中國政府的一大挑戰。“在意識到這個問題(環境污染)和行動起來處理這個問題兩個層面上，中國政府均值得加分。”施泰納說。
面對嚴峻的環境形勢，中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來加以應對，以環境經濟政策為例，去年7月推出的“綠色信貸”，今年2月接連發布的“綠色保險”“綠色證券”“綠色貿易”等“組合拳”政策，表明我國環境經濟政策進入環保部門與多個經濟主管部門聯手設計、配套實施的實質性操作階段。
王會東說，中國政府所采取的這些措施都是很積極的信號，環保總局作為一個末端處理的部門，不具備特別寬泛的權限，向上延伸的權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必須和其他一些相關職能部門聯系起來共同妥善地解決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環境問題，這也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但王會東同時指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并非一蹴而就，必須制定相關的長期戰略。其中，五年規劃是最具有戰略性的工具，因為五年規劃里的一些指標等都能分解到各個行業各個地區，國家五年規劃的理念能影響到各個地區各個部門的五年規劃的制訂，因此應該妥善的運用這一工具。
“與此同時，應該想辦法讓企業外在成本內部化，例如將企業的污染通過稅收等多種手段體現到其內在成本上，如果把配套政策都制訂實施起來，會使企業自覺的按照好的行為模式去運作。這樣不僅能節省行政管理成本，而且可以提高效率。”王會東補充說。
環保話語權有待進一步增強
記者發現，隨著國際交往的不斷加深，中國環保與國際的密切度在不斷增強。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建議，進一步增強交流增大中國環保的國際話語權。
楊先明告訴記者，隨著中國的國際貿易參與度越來越高，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環境問題必然引起世界關注，同時我們也開始關注其他國家的環境問題，這是全球化過程帶來的必然現象。應該看到中國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中，如果我們能把國外對我們的關注當成對我們改變以往粗放生產方式的一種推動力，也是很好的。
“但在話語權問題上，中國似乎總是比較被動，被人指手畫腳。如果要改變這一局面，在國際上我們應該有一個好的態度，不能有要發展就要污染的對抗心態。從國外和我國的經驗來看，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成本太高，得不償失，這就要我們開發任何的項目都把環境問題放在首位，如果我們有一個很健康的、環境友好的方式，那么我們就敢理直氣壯地說，話語權就更清晰，聲音就更大。”楊先明說。
對此，王會東表示贊同，他說，隨著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量的不斷增長，經濟影響越來越大，中國對整個全球環境的影響也在加大，所以中國參與的作用越來越大，很多事情如果中國不參與就談不成，中國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的環保話語權也必然不斷增大，但在國際談判等方面應該更好地進行政策溝通、增加更有效的宣傳，使別人更了解我們決策的背景、前提、立場和過程，以便消除誤解獲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對于如何進一步提高中國環保的國際話語權，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們也給出了具體的建議。楊先明認為，首先，要對外推廣好的經驗和項目；其次，在輿論上要對破壞環境的項目、政府行為毫不客氣地予以批評、揭露。同時，要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再次，要加強國際合作，用事實表明中國對環境問題的重視和切實采取的具體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