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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藥養醫”、“藥價虛高”、“無中生有的千余種新藥”、“因病致貧”、“醫療公平缺失”等詞語頻頻出現在本次兩會議案提案之中。醫改，仍是今年兩會關鍵詞之一。
“我國的醫療體制改革還遠未成功，醫改將是一個持續的、長期的、艱巨的龐大工程。”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監察廳副廳長儲亞平對記者說。
與儲亞平一樣，多年來一直關注醫改的代表委員可不在少數，“以藥養醫”、“藥價虛高”、“無中生有的千余種新藥”、“因病致貧”、“醫療公平缺失”等詞語就頻頻出現在本次兩會議案、提案之中。醫改，仍是今年兩會關鍵詞之一。
“以藥養醫”——看病貴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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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改”將是一個持續的、長期的、艱巨的龐大工程。新華社發 | 全國政協委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中國民主建國會湖北省副主委蔡玲告訴記者，據衛生部統計數據顯示，1990年到2004年，我國綜合醫院門診病人人均醫療費用從10.9元增加到117.7元，住院病人人均醫療費用從473.3元增加到4283.7元，門診病人人均醫療費用以每年18%的速度在增長，住院病人人均醫療費用以每年16%的速度在增長，大大超出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
那么，是什么導致醫療費用如此快地上漲呢？
蔡玲委員認為，現在“以藥養醫”的醫療體制導致醫療費用飛速上漲。這種體制把醫生利益與患者的利益置于一種反向狀態中：患者想盡量少花錢，看好病；醫生從患者支付更多醫藥費、檢查費中獲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醫生患者之間信息不對稱情況下，這種反向關系，使得醫療費用大幅度上升。結果，患者的選擇只有兩種：一種是放棄治療，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主要結果顯示，我國有36%的患者采取自我醫療而不去醫療機構就診。另一種是被迫放棄其他消費品需求，來支付高昂的費用，局部地區還經常出現“一人住院，全家返貧”的情況。
蔡玲說，由于政府對藥品價格的宏觀調控效果有限，反而強化了普通消費者“看病貴”的心理預期，同時弱化了普通消費者對政府宏觀調控的信任度。因此，只有徹底改變“以藥養醫”的體制，重塑醫生與患者之間的利益機制，把醫生利益與患者的利益置于一種正向狀態中，才能達到醫改的真正目的。
“舊藥”換“新顏”——《藥品注冊管理辦法》難辭其咎
“從1996年開始，我國就開始大刀闊斧地整頓藥品價格秩序，從此藥價步入漫長的降價之旅，如今已經有20次了。理論上計算，這20次的藥品降價金額至少在數百億元，然而，現實生活中人們對有藥品和藥價卻是另一番感受——藥品品種日新月異，看病貴依然是難以根除的痼疾。”儲亞平委員對記者說。
藥價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行政降價為何收效甚微？為何行醫幾十年的老醫生面對層出不窮的“新藥”亦是一頭霧水？儲亞平指出，《藥品注冊管理辦法》難辭其咎。
據他介紹，《藥品注冊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新藥申請，是指未曾在中國境內上市銷售的藥品的注冊申請，已上市藥品改變劑型、改變給藥途徑、增加新適應癥的，按照新藥申請管理。”如此一來，批準新藥不看成分、不分包裝，形式、劑量改變都可以成為新藥。與美國同類機構的對比數字也顯示出了這一規定的漏洞：2004年，中國藥監局受理了10009種新藥申請，而同期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下稱“FDA”）僅受理了148種；2005年國家藥監局批準新藥1113個，同期FDA僅批準新藥81個。
儲亞平建議，修改《藥品注冊管理辦法》中的第8條規定，對藥品的名稱進一步規范化，統一為通用名。藥品一般有三種名稱，即化學名、通用名和商品名。化學名是藥品的學術名稱，通用名是國家藥典采用的法定名稱，不論哪個廠家生產，同種藥品的通用名都是一致的。而商品名是指藥品生產廠商自己確定、經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核準的產品名稱，在同一通用名下，可有許多商品名稱。如百服寧、必理通、感冒清、白加黑等都是“對乙酸氨基酚”的商品名，羅氏芬、麗珠芬、康力舒等是“頭孢曲松鈉”的商品名。這些云山霧罩的藥品名稱在遇到藥品降價的政策時就成了“力挽狂瀾”的對策。據業內人士透露，廠家為了銷售，每次降價都會有降價藥品停止生產、更換名稱和包裝后再次登場的案例。
儲亞平為記者講述了藥品價格虛降實升的過程：“藥品降價——代理商停止進貨——醫院停止開方——藥廠停產——‘降價藥’改頭換面經過審批后高價上市——藥品降價變成了漲價”。隨著降價藥的消失，一夜之間又生出了很多“新藥”，如已不常見的普通紅霉素藥品，“重生”后市場上有47種名稱，價格是過去普通紅霉素的10倍。
“政府指導，農民自理”——農村醫改的發展方向
今年兩會召開前，全國政協委員、寧夏醫學院附屬醫院副院長戴秀英專門走訪寧夏石嘴山市惠農區五個鄉鎮1736家農戶及26個村的衛生室調查情況。在掌握了大量信息后，戴秀英認為，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目前還存在五大難題。
首先，農村居民合作意識不強，自愿參保率不高，許多健康的農村居民有錢也不愿參保；第二，大病報銷比例低，70%的費用要農民自己掏腰包，住院費起付線高，封頂線低，導致患者因病返貧或是不敢看病；第三，保障目標依然定位為保大病，可是在農村的現實生活中，真正影響農村居民整體健康水平的是常見病和多發病，許多患者都因為“小病無錢治而扛成大病”，從醫療衛生投入的績效看，對大病的干預所獲得的健康效果遠不如對常見病和多發病的及時干預；第四，由村干部挨家逐戶征收農村合作醫療費，難度較大，很難保證工作的正常開展；第五，目前大多數合作醫療管理辦公室的人員，是從衛生部門內部調劑或從其他部門暫時借用的，屬臨時性機構，沒有編制，而且大部分鄉村的管理人員為兼職，人手偏少又缺乏經費，效率不高。
戴秀英告訴記者，由于農村居民多年來參保意識低，很難在短時間內扭轉，因此，應采取政府指導，農民自己管理籌資、支付的運行機制，創新管理辦法，強調農民在合作醫療中的“自治”，充分調動農民參保積極性。
其次，要擴大報銷病種范圍，并對當年沒有發生醫療費的農民提供免費體檢，讓更多的農民受益；降低住院費起付線，提高封頂線，讓生活困難的參保農民能住進醫院；及時調整補償標準，使基金既不沉淀過多，也不出現透支，提高農民受益程度。這樣，才能逐步扭轉農民的參保意識。
此外，還應成立各級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機構，建立合作醫療管理組織、參保者和醫療單位三方制約機制，委托農村信用社代扣合作醫療繳費的制度，提高管理效率，規范合作醫療保險基金的運作，降低醫療成本，提高資金的利用率。
最后，要對醫療機構的診療服務行為進行規范，通過推行單病種最高限價的辦法，對醫療費用進行有效控制；保證合作醫療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建立各項監督審計和公開的制度，監督資金使用的安全。
將醫改指標納入地方政績考核
很多接受記者采訪的代表委員不約而同地建議，應將地區平均藥價、醫療基礎建設投資所占地區稅收比例、農村居民參保比例、農村居民人均可用醫療費用年上漲比例等醫療改革指標列入地方政績考核中去。
蔡玲等委員表示，雖然政績考核并不是萬能的，但當前情況下，將醫改指標納入地方政績考核，一定能使醫療改革加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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