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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莫高窟的時代新語
2024-08-19 記者 張玉潔 來源:經濟參考報

  敦煌,絲路咽喉,文明交匯。自公元4世紀起,這里開始了10個朝代1000多年的開窟活動,形成了如今莫高窟735個洞窟、2000多身彩塑、4.5萬平方米壁畫的宏大規模。豐富的歷史遺存,不僅照見中華文明的悠久深厚,更折射出多元文明薈萃的絢爛景象。如今,這里正向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和敦煌學研究的高地邁進。古老文化迸發新意,對外交往譜就新篇。

  8月19日,由國家文物局主辦的“2024·石窟寺保護國際論壇”在甘肅敦煌舉辦。

  文明互鑒

  敦煌所指豐富,它是今天的縣級小城,也是包羅萬象的“人類敦煌”。而這,正因為“它不僅僅是敦煌”。

  “敦煌保存了其他地方早已失傳的中古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等信息,又地處絲路咽喉。用敦煌的資料去研究絲綢之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比擬。”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說。

  可以說,絲綢之路成就了敦煌。

  公元前138年、前119年,漢武帝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被后世稱為“絲綢之路”的通道就此“鑿空”。為經營西域,漢武帝“列四郡、據兩關”。最西端的敦煌,成為漢王朝向西的重要門戶,西域通往中原的必經關口。

  自此,敦煌逐步成為“華戎所交一都會”。漢、匈奴、鮮卑、回鶻等多民族在這里生活,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等多種宗教在這里并存。

演員表演情景音畫劇《千手千眼》。記者 范培珅 攝

  透過敦煌研究院館藏文物,能夠更加直觀地感受敦煌這一文明交匯的路口:唐代的佛泥像、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西夏文的木活字、銅十字架,還有用古藏文、蒙古文、敘利亞文、婆羅米文等文字寫成的各種文獻……

  最負盛名的敦煌飛天,就是文化交融的成果。

  在古印度文化中,就有以“天龍八部”中樂神“乾達婆”為代表的天人、天女形象。隨著佛教藝術的東傳,飛天“飛”到了中國,并與中國傳統神話中的仙人、仙女結合,形成了中國式的飛天。

  “隨著藝術的發展,人們逐漸找到了使飛天騰飛的秘密,那就是要給它一個輕盈的身體,要有自然飄動的飄帶或衣裙,于是飛天們也紛紛穿上了時裝,飄帶加長,短裙換成了長裙。這樣一來就與印度飛天的面貌越來越遠,而這正是飛天走向中國化的開始。” 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趙聲良說。

  營建于西魏時期的莫高窟第285窟,則是多元文明融匯的集大成者。

  抬頭望向窟頂,一千多年前沿絲路古道而來的顏料青金石,歷經滄桑仍然明麗奪目;一千多年前無名畫工的妙筆生花,久經歲月依然流暢如飛。

  在這座“萬神殿”中,有佛、菩薩等佛教形象,有伏羲、女媧等中國傳統神話中的神靈,還有帶有濃厚中亞、印度、波斯甚至希臘藝術印記的諸多形象。

  “來自不同文明和各種藝術元素,在同一種信仰觀念的感召下,匯聚在一起,最終造就了第285窟這一交融著多種文明神祇的藝術寶庫。這也給予今天寶貴啟示:同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睦相處,共榮共存。”敦煌研究院副院長張元林說。

  歷史印記

  1900年,王圓箓道士在莫高窟清理流沙時,偶然發現一洞窟甬道有裂隙。破壁后,一個隱秘洞窟出現了。藏經洞就此石破天驚。

  據不完全統計,這長寬各2米多、高約3米的方形窟室里,總共出土了敦煌遺書、絹畫、法器等超過6萬件文物。豐富寶藏讓藏經洞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其中多數文物,流失到英、日等10余個國家的30多家公私收藏機構。

  百余年間,幾代中外學人探索不止。以藏經洞出土文物為重要研究資料的敦煌學,逐步成為“國際顯學”。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曾這樣總結藏經洞出土文獻:一是,有獨一無二的新資料。很多讀書人的研究用書都是印刷的,很難見到寫本,藏經洞里面大多是失傳的寫本,特別珍貴。二是,資料“方面異常廣泛,內容無限豐富”,是古代社會文化的原始記錄,反映了古代社會多方面的真實面貌,是名副其實的文化寶藏。

  較之壁畫彩塑,藏經洞出土文獻更為艱深。除了宗教文獻外,藏經洞還保存了經、史、子、集等經典,大量絲路各民族及地方文獻,以及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書。撥開歷史的迷霧,透過古人親筆書寫的墨痕,千百年前的歷史現場與生活細節被一一點亮。

  史書中投降匈奴的西漢名將李陵,出現在藏經洞出土的《李陵變文》中:李陵率五千士卒與匈奴苦戰,拼盡全力后不得不投降。這份文獻創作于吐蕃占領敦煌時期,書寫者以怎樣的心境講出了這樣的故事,留給人無窮的想象。

  《歸義軍衙府酒破歷》詳細記錄了從北宋時期213筆敦煌公務用酒的“流水賬”。透過這份酒賬單可管窺當時的社會圖景:敦煌商旅不絕,與回鶻、于闐等官方交流不斷;社會信仰佛教、祆教及自然崇拜,因此有各種“祭拜酒”“發愿酒”;民間活動也十分豐富,寒食節設酒,助葬亦有酒。

  李白的《長干行》寫道“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青梅竹馬”一詞也由此而來。“敦煌文獻中多次提到兒童騎竹馬。如藏經洞出土的文獻《九相觀詩一本》中,描繪孩童‘竹馬游閭巷,紙鶴戲云中’。可見這一游戲在古代十分普及。”敦煌研究院研究館員楊秀清說。

  古今相通的細節,更讓人觸摸到歷史的溫度,感嘆敦煌并不遙遠。

  “一別兩寬,各生歡喜”來自藏經洞出土的唐宋時期離婚契約《放妻書》。藏經洞出土的唐代《全天星圖》被稱為“世界上最早的星圖”,描繪的1300多顆星星中就有人們熟悉的牽牛星和織女星……

游客在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觀看球幕電影《夢幻佛宮》。記者 陳斌 攝

▲工作人員在修復出現病害的壁畫。記者 杜哲宇 攝

敦煌莫高窟窟區(無人機照片)。記者 陳斌 攝

  科學保護

  面對歷經千年的寶藏,如何讓它們走向下一個千年?答案便是,科技的力量。

  行至莫高窟窟頂,遠望鳴沙山沙脊連綿,眼前草方格連續不斷。

  風沙曾是莫高窟面臨的最大威脅。在莫高窟藏經洞外的墻壁上,一條條劃痕記錄著百年前流沙涌進洞窟的歷史。挖防沙溝、建阻沙木柵欄、利用化學方法固沙……半個多世紀來,保護工作者不斷嘗試新辦法防治沙害。

  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張國彬介紹,由高立式柵欄、窟頂植物固沙帶、草方格沙障等構成的莫高窟治沙體系,有效減輕了風沙危害。如今,莫高窟窟前的年積沙量已從20世紀80年代的3000立方米降至不足200立方米。

  走進敦煌石窟監測中心,每個開放洞窟的溫度、濕度、二氧化碳濃度、客流量等數據,顯示在一整面墻的大屏幕上。甚至幾百公里內的降雨、洪水、風沙情況,也在大屏幕上實時更新。

  這套預防性保護監測預警體系,依托在窟區范圍內投放的600多個不同類型傳感器,實現了莫高窟大環境、洞窟微環境、文物本體、崖體、游客承載量等數據的實時采集和交互分析。它在及時預警潛在風險的同時,為開展預防性保護提供可靠數據支撐。

  2020年底,我國文化遺產領域首個多場耦合環境模擬實驗室在敦煌研究院投運。

  “實驗室分為夏季倉、冬季倉和風雨倉,可模擬-30℃到60℃、10%至90%相對濕度的環境。”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張博說,雨雪風霜是實驗室的模擬對象。從莫高窟等地取來的土石將經受各種氣象條件的考驗,從而揭示石窟寺風化的奧秘,有針對性地采取保護措施。

  從2013年讀研時參與敦煌文物保護工作,到博士畢業后正式加入保護團隊,張博已將十余年青春匯入千年莫高。“以前為了做環境模擬試驗,需要在野外徹夜等雨、淋雨。如今,在實驗室就能精準控制雨量,模擬自然環境的變化。相關試驗結果,為預防性保護提供了參考。”

  借助數字技術,古老敦煌變得妙趣橫生。

  置身莫高窟,拿起手機,身披絲帶的九色鹿竟從壁畫中“飛身而下”。摸摸它,乖巧的小鹿還會輕扭身體,與人互動。點開手機中的“數字藏經洞”,用戶可一鍵“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時期,沉浸式體驗開鑿洞窟、封藏萬卷、重現于世等過程,與洪辯高僧等8位歷史人物進行互動。

  走進“尋境敦煌——數字敦煌沉浸展”,佩戴好VR設備,“飛”起來看洞窟的夢想就能成真。高捧蓮花的飛天、手敲連鼓的雷公、邊飛行邊降雨的雨神……眾神觸手可及。“數字掃描、三維重建等技術,實現了對第285窟的1:1還原。趣味互動,提升了游客敦煌之行的體驗感。”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揚部部長雷政廣說。

  擁抱世界

  早在20世紀5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踏出國際化步伐,與美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法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機構持續開展合作。共建“一帶一路”,則讓自帶國際基因的敦煌進一步擁抱世界。

  近十年來,敦煌研究院專家多次前往伊朗、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開展絲綢之路古遺址的考察和交流。

  “立足敦煌看絲路。”敦煌研究院敦煌學信息中心主任宋焰朋介紹,2017年以來,他們先后開設了“從巴米揚到敦煌”“阿旃陀與敦煌”“從波斯波利斯到敦煌”“從撒馬爾罕到敦煌”等系列研究班,持續探究敦煌與絲綢之路的聯系。相關研究不僅發現了不同文明數千年間的遙相呼應,更增進了國內外學者的交流互動。

  從學術研究到更廣闊的天地,敦煌的當代價值正在進一步拓展。

  今年3月,法國巴黎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舉辦了“跨越時空的遇見——中國傳統服飾國際時尚傳播展演”之敦煌復原服飾展。身穿石榴裙、肩披帔巾、腳踏笏頭履的“唐代女子”緩步徐行,仿佛穿越歷史向人們走來。

  “敦煌文化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代表,開放包容的敦煌文化更容易在法國人當中引起共鳴。”北京服裝學院敦煌服飾文化研究暨創新設計中心執行主任崔巖說,希望海內外設計師能從敦煌服飾文化中汲取養料,助力全球時尚產業的豐富與發展。

  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東亞文化之都”活動、敦煌文化環球連線、“讓世界走進河西走廊——外交官看中國甘肅行”等平臺的搭建,讓更多外國友人了解敦煌,在文化交流活動中溝通民心,讓敦煌文化在全球廣泛播撒。

  “文明交流互鑒正是人類故事的核心。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可以獨自存在。沒有彼此,我們無法應對世界上的許多問題。”6月曾前往敦煌的約旦駐華大使胡薩姆·侯賽尼表示,交流豐富了敦煌的文化層次,莫高窟的壯麗正是中國對不同文明開放懷抱、積極交流和互動的結果,這是文明開放的宏偉典范。

  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介紹,絲綢之路沿線有大量土遺址、石窟寺等,對其的保護正是敦煌研究院的優勢領域。下一步,他們將持續聚焦國際前沿和國家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重大需求,以文化遺產科學保護和有效利用為使命,持續加強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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