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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的版圖上，地處西南地區的重慶、成都“雙星閃耀”。以重慶、成都為核心的成渝地區，地處“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聯結點，擁有約1.2億人口和近7萬億經濟總量。

　　今年初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提出，要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在西部形成具有全國重要影響力的增長極。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提出，正逢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國內國際環境發生深刻復雜變化的背景下，我國將成渝地區打造成為繼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之后的“第四增長極”，進而形成帶動全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新的動力源，將有效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助推我國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成都科學城。記者　劉坤　攝

　　重要增長極和新的動力源

　　10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并強調成渝地區要“打造帶動全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新的動力源”。

　　打開中國地圖，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大經濟圈由北向南，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引領我國經濟騰飛的主要動力源。統計數據顯示，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大經濟圈用2.8%的土地聚集了約18%的人口，貢獻了約38%的GDP。

　　“國家提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戰略，目的就是要將地處西部的成渝地區打造成為繼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之后的第四增長極。”重慶大學社會科學學部副主任、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姚樹潔說。

　　從地圖上看，成渝地區如果能與東部沿海三大增長極連點成線，將形成一個占全國經濟總量七成以上的巨大菱形空間，形成“北有京津冀，東有長三角，南有粵港澳，西有成渝”的中國區域經濟格局。

　　姚樹潔說，這將有助于梯次實現先進生產力的有效牽引，不僅將有力撬動西部地區發展，有效破解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也將有效帶動全國的高質量發展。

　　那么，國家為何選擇成渝？

　　經濟基礎方面，成渝地區擁有重慶、成都兩大國家級中心城市，2019年成渝地區實現GDP近7萬億元，經濟總量占西部比重達33.25%，成為繼沿海三大增長極之后最大的區域經濟體。今年前三季度，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重慶、四川經濟增速分別為2.6%和2.4%，在全國位居前列。

　　同時，在產業基礎、基礎設施、科研教育、對外開放等方面，成渝地區均在西部保持領先地位。如，作為全球重要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成渝地區已形成“芯、屏、器、核、網”世界級產業集群，產能約占全球1/3。

　　區位優勢方面，成渝地區承東啟西、聯通南北，是“一帶一路”“西部大開發”“長江經濟帶”多項國家戰略的交匯區，是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的重要戰略支撐，是國家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示范區……

　　協同發展方面，成渝地區已探索多年并已積累一定經驗。如，2015年重慶和四川簽署《關于加強兩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備忘錄》，決定將推動交通、信息和市場三個“一體化”；同年，成渝高鐵正式通車運營，通行時間約1.5小時，成渝“雙城生活”成為現實；201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聯合印發《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2018年，川渝簽署《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行動計劃》和12個專項合作協議等。

　　構建高質量內循環體系

　　10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一項重大舉措。

　　“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意味著世界各國相互關聯的終結，但各國轉向國內的趨勢已經開始出現。”西南財經大學西財智庫首席研究員湯繼強說。

　　近年來，受東南亞、南亞等新興國家崛起、少數國家奉行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等因素影響，全球供應鏈、價值鏈加速遷移和重構。在長期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部分沿海外向型企業選擇向國外轉移。

　　在重慶工商大學副校長李敬看來，只有按照“資源、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梯度轉移順序，將沿海的制造業更多留在西部大后方，跨越“胡煥庸線”，激活西部地區4億人口的龐大內需市場，才能形成更高質量的內循環體系。

　　“如果說外循環的經濟中心是長三角，則內循環的經濟中心當仁不讓的是成渝雙城。”姚樹潔表示，成渝地區作為西部地區發展的龍頭，以及擁有承東啟西、聯通南北的區位優勢，完全有能力承擔起承接沿海地區產業轉移的重任，進而激發西部地區內需潛力。

　　采訪中，有專家談到，從全球范圍看，一直存在著“拉美資源——中國制造——歐美消費”的產業鏈三級分工體系。未來隨著我國西部地區的崛起，這一分工體系將有可能在我國實現“內部化”：中西部地區扮演“資源地”和“生產地”的角色，東部沿海地區扮演“消費地”的角色，以此重塑全球經濟地理格局，推動我國實現長期穩定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成渝地區長期扮演著戰略大后方的角色。如，二十世紀60年代，新中國面臨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地處西南腹地的四川（含重慶）以廣闊的戰略縱深成為國家“三線建設”布局的關鍵所在。1965年到1978年，全國工業投資的1/8、國防軍工投資的1/4集中到四川，為保障國家戰略安全做出重要貢獻。

　　“成渝地區形成重要增長極和新的動力源，可以大大拓展我國戰略回旋空間，應對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鞏固國家戰略安全。”湯繼強說。

　　拓展外循環的新空間

　　每天凌晨時分，重慶團結村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內，一列滿載電子信息產品、汽車零配件等貨物的中歐班列緩緩駛出站臺，駛向德國杜伊斯堡；幾乎同一時間，300余公里外的成都青白江國際陸港，一列滿載貨物的中歐班列也迎著朝陽，駛向波蘭羅茲。

　　2011年3月、2013年4月，重慶和成都分別開行中歐班列，極大地縮短了成渝地區與歐洲市場的時空距離，改寫了中國對外開放版圖。

　　3月27日，成渝地區第10000列中歐班列發車前，鐵路工作人員在確認信號。記者　唐奕　攝

　　截至目前，重慶、成都累計開行的中歐班列已突破1萬列，占全國中歐班列總開行量的40%以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全球海運、空運受阻的情況下，中歐班列在運輸國際救援物資、疏運積壓國際郵件等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方面發揮出重要作用。

　　不只是中歐班列，成渝還是西部陸海新通道的重要發起者、推動者和運營者。2017年9月25日，由重慶聯合貴州、廣西、甘肅打造的西部陸海新通道鐵海聯運班列首發，向南經廣西北部灣通達世界各地，比傳統的“重慶－上海－新加坡”線路運輸時間縮短15天左右，并實現“一帶”與“一路”的無縫銜接。

　　作為西部地區最快捷的出海通道，西部陸海新通道目的地已拓展至全球94個國家和地區的240個港口，并在疫情期間實現逆勢快速發展。今年前三季度，鐵海聯運班列、跨境公路班車、跨境鐵路聯運班列開行數量分別同比增長109%、154%和171%。

　　如今，依托四通八達的國際物流大通道，地處“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聯結點的成渝地區，已從內陸腹地變身為開放前沿，承東啟西、聯通南北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

　　從地圖上看，多條國際物流大通道在成渝地區形成聯結點——向東，中歐班列與長江黃金水道打通“最后一公里”，實現“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的銜接；向西，中歐班列可從成渝直達歐洲各國；向南，成渝直達新加坡等東盟國家的西部陸海新通道已常態化運行；向北，成渝均已開通直達俄羅斯的國際班列。

　　“在我國向東開放面臨風險挑戰的背景下，成渝地區已成為我國面向歐亞大陸的向西、向南開放的窗口。”李敬說，這有利于我國利用歐洲的技術、中亞的能源等優勢資源，打通南亞、東南亞的市場，推動我國形成“東西雙向互濟，陸海內外聯動”的開放新格局。

　　成渝地區的外貿數據，印證著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受疫情沖擊，今年前三季度，全國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0.7%，而重慶、四川進出口總值分別同比增長11.4%和22.7%，遠超全國增幅。

　　“成渝地區依托穩定可靠的國際物流大通道，將中亞、南亞、東南亞、歐洲及中國西部、長江經濟帶等國內外市場緊密聯系起來，將為新一輪外循環拓展出新空間。”湯繼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