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改革開放后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是對經濟科學的劃時代貢獻。
首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
第二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
第三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理論；
第四是宏觀經濟調控理論；
第五是對外開放理論；
第六是經濟發展理論的不斷深化和演進。
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飽受列強欺凌積貧積弱一躍而起，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科技大國、文化大國。在這一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學也大步走向繁榮和發展，特別是1979年改革開放后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更是對經濟科學的劃時代貢獻。
首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
改革開放一開始，各方面都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尊重價值規律，引入市場機制。這就必須逐步放開價格，放開市場，發展商品生產和交換。
1979年全國第二次經濟理論研討會上，不少經濟學家都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一種商品經濟，或者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競爭是社會主義經濟內在機制，價值規律調節生產和流通，企業應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等。改革初期廣東等改革先行地區放開蔬菜、水果、水產品價格后，這些產品像泉水般涌出的活生生事實，使大家看到了市場機制的“魔力”。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對此前理論界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是否具有商品經濟屬性的爭論作了肯定的結論。此后，以放開價格和建設各種各類市場為中心的市場化改革逐步展開，國民經濟迅速活躍起來。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指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不是區分社會制度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991年10–12月，江澤民總書記在北京召開十一次專家座談會，醞釀和建議采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法。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代替已經沿用21年的起基礎性作用。這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又一重大進展。
第二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1979年就針對當時全國城鎮待業人員已達兩千多萬人，影響社會安定的實際情況，勇敢地提出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廣開就業門路的建議。明確提出，“在目前，留一點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1980年底，“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開始發放。當年年底全國從事個體經濟人數達到81萬人。到1985年，城鄉從事個體經營從業人員已達1766萬人。2017年，個體工商戶已超過6500萬戶。
引進和利用外資。1980年正式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創辦經濟特區。辦特區是為了吸收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擴展對外貿易。1979–1984年，實際使用外資142億美元。1988年起，每年實際使用外資都在百億美元以上，1997年達644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453億美元。
在公有制經濟改革方面，中國經濟改革是從農村起步的，1978年底，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十八戶農民自發實行包干到戶后，短短幾年，到1983年底，全國98%的農村集體都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現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和農戶承包權的分離。與此同時，鄉鎮企業異軍突起。1996年，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1.35億人，增加值達1.8萬億元。
國有企業改革從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先是下放一些生產經營權限，實行利改稅和承包制等。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確定國有企業改革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
根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有制結構變化情況，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第三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理論
在分配理論方面最大突破是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除了要實行按勞分配以外，還要按其他生產要素進行分配。最早提出按要素分配的是谷書堂和蔡繼明教授。他們于1988年就提出了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觀點。當時有一些經濟學家不贊成他們的觀點，展開過相當熱烈的討論。不久，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按生產要素分配逐漸被黨的文件確認。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此后黨的文獻一直堅持這一分配制度。
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會不會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這是經濟學家們關注的問題。還在1998年，就有經濟學家指出，按要素分配并不違背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指商品價值由人的活勞動創造，它涉及的是生產領域，而按生產要素分配是指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價值如何分配，它涉及的是分配領域，根本不涉及價值是如何創造的。薩伊的要素參與分配理論是要素創造價值，而我們所說的要素參與分配，并不涉及要素創造價值，而是指要素在形成財富中的作用。
第四是宏觀經濟調控理論
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沒有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概念，不存在宏觀經濟調控理論。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管理，不存在宏觀調控問題。改革開放后，農民有了生產經營自主權，個體和私營經濟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國有企業也開始有一定的生產經營自主權，總的說是微觀經濟開始放活了，這就要求宏觀經濟管理要跟上去，使之活而不亂。
1985年9月2–7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世界銀行在“巴山輪”上聯合舉辦了“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來自西方和東歐的著名學者和中國的知名決策咨詢專家，就中國經濟改革中碰到的宏觀經濟管理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引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宏觀調控主要采取經濟辦法，近期要在財稅、金融、投資和計劃體制的改革方面邁出重大步伐，建立計劃、金融、財政之間相互配合和制約的機制，加強對經濟運行的綜合協調。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做出更全面的論述，指出，“宏觀調控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減輕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第五是對外開放理論
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學家關于對外經濟問題研究甚少。那時，一般是重復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提出的“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理論”，盡管在具體實踐中沒有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教條，但對外貿易特別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貿關系很不發達，處于半封閉狀態。
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后，開始在廣東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廈門建立經濟特區。特區經濟發展以吸引外資為主，產品主要外銷。此后，中國對外開放由東到西，由來料加工放開制造業到逐步放開服務業等，發展為實行高水平全方位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初期，社會各界對打開國門搞建設有爭論。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支持興辦特區、利用外資、搞來料加工等，并于1992年提出了著名的“三個有利于”原則。在這一背景下，我國經濟學界積極展開對外開放理論的研究。
2001年11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是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的重大舉措，具有里程碑式意義。在入世談判過程中，有些人憂心忡忡，怕入世影響國家經濟安全，許多產業會受到大的沖擊。但入世后實踐表明，入世對中國利大于弊，原來的許多擔心并未出現。入世后，中國的經濟總量、對外貿易、利用外資、外匯儲備等一段時間增速都加快了。開放還促進了改革，入世使中國一大批同市場經濟通行規則相抵觸的法律法規得以廢止和修正。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首先是放寬投資準入，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育幼養老、建筑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進一步放開一般服務業。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總書記先后提出共建“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截至2019年3月底，中國政府已與125個國家和29個國際組織簽署173份合作文件。據商務部材料，到2018年初，中國對“一帶一路”投資已超過600億美元。2017年，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進出口總額1.1萬億美元；2018年，進出口總額83657億元人民幣。
第六是經濟發展理論的不斷深化和演進
黨的十八大后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持續穩定增長。
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演講時指出，“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常態將給中國經濟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新常態最顯著的特征是經濟增速換擋，從近兩位數高速增長轉換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而其實質則是經濟轉型主要是發展方式轉變，從注重數量擴張轉為追求質量效益。
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進一步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并明確2016年主要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為了落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其中創新是第一位的。
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發展理念，成為2014年以來中國經濟學界討論的熱點。
首先，如何認識新常態？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新常態不完全是速度換擋，更主要是經濟要轉型。經濟轉型主要是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同時，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要隨著經濟發展得到同步提升。有的專家提出，應把提高生產率作為新常態發展主動力。認為，“在我國經濟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生產率提高作出了重要貢獻。最近幾年我國生產率提高速度放緩，是成功追趕型經濟體普遍經歷的規律性現象，也是我國經濟發展達到新水平的表現。但這也提醒我們，今后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充分釋放生產率提高潛力，使生產率提高成為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主動力。”
其次，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智慧，從理論到實踐探索的結晶。
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不斷探索、深化認識的過程。
再次，關于新發展理念。有的專家認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充分反映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對關于發展的目的、方式、路徑、著力點、衡量和共享等方面的問題做出了全面回應，具體體現了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的統一。
最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任務。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
（作者系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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