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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四大資管公司中的中國東方和中國長城均發布最新數據，顯示其今年上半年在不良資產主業的投放力度正在加大。數據顯示，不良資產市場規模仍在持續上升，而市場不斷擴容也持續激發了包括四大資管、地方資管以及諸多民營公司和外資公司的參與熱情，紛紛加碼投資。

　　根據此前監管部門披露的數據，近兩年來，累計處置不良貸款超過4萬億元，而今年處置的力度預計還會更大。業內人士表示，不良資產仍處于階段性處置高峰期，不過對于部分機構和部分項目而言，處置的資金成本仍是其面臨的較大挑戰。

　　存量不良加速出清推升市場規模

　　據銀保監會發布的統計數據，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數據在2019年一季度末達到了2.157萬億元。非銀行不良資產方面，一季度末信托風險項目規模達到2831億元，同比增速為89.8%，5月末工業企業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規模達到16.3萬億元，自2018年初以來增加了約2.8萬億元。

　　“不良資產市場規模持續上升。銀行不良貸款方面，受經濟結構調整、金融監管趨嚴和金融資產分類管理加強等因素影響，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規模持續增加，分機構來看，農商行和城商行不良貸款余額增加較多，這與其歷史包袱重、業務集中在當地、客戶抗風險能力較弱有關；另外，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略有增加；外資銀行資產質量相對較好。”中國東方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助理陳小侉表示。

　　在“量升”的同時，不良處置市場也呈現出“價跌”，前兩年虛高、甚至有些泡沫的不良資產包的價格在逐步回歸理性。陳小侉表示，其主要原因在于：從供給端看，受不良貸款監管政策趨嚴等影響，銀行不良貸款處置力度加大；從需求端看，不良資產市場參與者也變的更為理性，更加注重資產的處置、回收而不是過于追求市場份額和規模。

　　展望未來，陳小侉表示，一季度末，商業銀行關注類貸款余額為3.6萬億元。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加大、商業銀行加強風險資產分類管理，預計部分關注類貸款將下移轉換成不良貸款。信用債違約以及企業間逾期應收賬款規模或將進一步攀升，風險仍處在持續暴露和釋放過程中，非銀行機構不良資產規模預計也繼續增加。

　　業內人士表示，未來3至5年銀行業不良資產的緩慢上升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但是這種不良資產的上升更多的是過去未暴露出的存量風險逐漸暴露。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過去幾年，由于部分銀行考慮其自身財務報表和監管評級，對有些風險的暴露并不充分。有的銀行在財務報表上顯示的不良率并不高，但是實際積累的不良數量較多。隨著監管的強化，原有的存量不良資產急劇涌入市場。但實際上，市場上不良資產供給上升并不是新增的不良資產，而是存量風險的顯性化。

　　市場擴容引多機構加碼布局

　　市場不斷擴容也持續激發了包括四大資管、地方資管以及諸多民營公司和外資公司的參與熱情，紛紛加碼投資，攻堅不良資產仍處于階段性高峰期。

　　以不良資產處置市場的主力四大資管公司為例，在監管部門的要求下，其在上半年紛紛加大了不良資產主業的投放力度。陳小侉25日在銀保監會例行發布會上說，近年來，中國東方不良資產業務新增和存量規模均呈現穩步上升趨勢。今年，中國東方今年計劃配置風險資產1250億元，全部用于不良資產主業投放，上半年中國東方新增不良資產業務投放493.64億元。

　　中國長城25日也發布新聞稿稱，2019年上半年，中國長城不良資產主業拓展重心穩步轉換，重點圍繞問題資源開展實質性并購重組等綜合性“大不良”業務，總計收購了總額395.18億元的金融不良資產債權，累計處置回現166.18億元。

　　在加大業務投放的同時，各個機構的不良資產處置模式也不斷多元化。很多機構不再僅僅秉承過去簡單的“打折、打包、打官司”的“三打”思維，而是升級為“重組、重整、重構”的“三重”理念。據陳小侉介紹，中國東方通過綜合金融工具箱和投行化手段的運用，在問題企業救助和風險機構重組方面積極作為。針對有含金量和增值運作潛力的項目，運用實業投行手段，診斷危機企業存在的問題，協調集團資源，牽手產業資本為問題企業量身定制一攬子解決方案，幫助問題企業解決發展中的困難。

　　與此同時，幾年前就興起的“互聯網+不良資產”處置模式也正在日漸成熟。6月20日，中國東方與阿里巴巴簽署全面合作協議，會上，雙方表示將依托各自領域優勢，共同探索通過互聯網技術、渠道與數據實現不良資產營銷、處置，并推動雙方旗下各類機構多層次、多類型業務合作與資源整合。

　　部分機構業務處置成本高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廣闊的市場并非沒有挑戰。一方面，對于部分中小機構而言，其資金成本相對較高。一位資管公司人士對記者說，不良資產行業和經濟周期關系很大。由于經濟下行壓力仍存，不良資產在處置過程中也存在不小難度。“越是不好處置的項目，機構持有的時間就越長，綜合算下來，資金成本就會比較高。尤其對一些非持牌的機構，其本身融資成本就比較高，做業務的壓力就會更大。”他說。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院長董希淼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由于四大資管公司本身服務中小銀行較少，因此部分中小銀行不得不去尋找一些地方資管公司進行合作來處置不良，但是比起四大，地方資管本身處置手段相對有限，其綜合處置成本就相對較高。

　　另一方面，“債轉股”這樣的業務周期較長，對機構的資本占用較多，資金成本無形中也就被抬高了。“根據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因市場化債轉股持有上市公司股權的風險權重為250%，持有非上市公司股權的風險權重為400%，給中國東方帶來較大資本壓力；二是債轉股需要大量的長期資金，資金成本較高。”陳小侉坦言，四大資管的市場化債轉股業務，受資金成本、經濟資本以及考核等因素影響，市場份額相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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