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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站在歷史的新起點上，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背景和條件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既面臨著某些重大風險，也蘊藏著歷史性的重大機遇。這需要戰略性、長遠性、客觀性的判斷，在主動擴大開放中化“危”為“機”，利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實踐證明，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條件下進行。40年后的今天，在經濟全球化新形勢下，開放是最大的改革，深化改革要基于新的開放趨勢統籌考慮。與40年前相比，經濟全球化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推動力，在新的形勢下，形成這一推動力越來越需要通過統籌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主動開放、擴大開放，贏得主動，贏得未來。
以開放創造更加有利的內外部環境。一方面，更加積極地推動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進程，將為我國由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擴大開放倒逼國內改革的目標與擴大開放、推進國際制度變革的目標直接融合。另一方面，推進自由貿易進程要求我國進行更高水平的開放，促進13億人市場與國際市場的無縫對接，意味著標準、制度、規則的無縫對接，這本質上是深化市場化改革的問題。當前，服務業市場開放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總的來看，服務業市場開放已成為更好適應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與開放轉型的交匯點，但現實中面臨著“有需求、缺供給”的突出矛盾，使得巨大內需潛力難以充分釋放，迫切需要以服務業市場的全面開放釋放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
推動與開放包容共享的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相融合，對國內改革提出了現實需求。例如，對市場開放、產業開放及所涉及的一系列體制制度安排，包括國有企業、競爭中性、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等領域的改革提出了現實需求。在國企改革上強調競爭中性原則，要追求競爭的公平性；在尊重國際營商慣例的進程中，逐步改變我國重產業政策、輕競爭政策的局面，逐步實現我國由產業政策導向階段向以平等、透明、法治的競爭政策轉變；在全面深入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的過程中，調整并完善與負面清單相適應的政策與制度體系；在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與監管體制改革，并在具備條件的地區率先探索政府采購、勞工標準、環境保護等措施，為我國營造國際化營商環境提供先行示范。
以主動開放、擴大開放，深化市場化改革。受制于利益固化藩籬，改革從內部推動難度很大，措施落地很難。在新形勢下，擴大開放成為新階段最大的改革，并由此帶來經濟活力。例如，通過國際經貿談判，主動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不僅將推動我國相關政策與體制制度的調整，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加速國內改革進程，也將通過嚴格遵守開放承諾，形成對國內改革的“鎖定效應”。
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0個年頭，但是改革仍然在路上，改革任重道遠。沒有思想大解放，就沒有改革大突破。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兼顧效率和公平，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擴大開放、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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