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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都提到一個關鍵詞：污染防治攻堅戰。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在事關國家經濟發展全局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污染防治攻堅戰”。會議明確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減少，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重點是打贏藍天保衛戰，調整產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調整能源結構，加大節能力度和考核，調整運輸結構。”
盡快完成污染防治中最艱難的改革部分
中國經濟時報：為什么將污染防治提到“攻堅戰”的高度并要求堅決打好?
李佐軍：之所以將污染防治作為未來三年必須打好的三大攻堅戰之一，是因為：一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有物質文化方面的要求，而且有生態環境方面的要求，如果在我們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霧霾等還很嚴重，那么老百姓可能不認可自己已進入小康社會。二是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的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包括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所以必須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三是完成“十三五”規劃目標的需要。“十三五”規劃要求，到2020年，單位GDP能耗較2010年降低15%，碳排放降低18%，非化石能源占比達到15%，劣V類水占比小于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降低15%，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放降低10%，地級以上城市空氣優良天數超過80%等。這些任務都較艱巨，需要通過攻堅戰來完成。
劉治彥：環境污染排放是與傳統工業化密切相關的，許多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等主要來自工業。自2011年以來，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許多污染物排放總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給資源能源和環境保護帶來巨大壓力。盡管自21世紀以來，我國在節能減排、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方面投入巨大，目前每年投入已占GDP的1.5%，一些易于采取的措施基本到位。取得的成效也十分顯著，統計數據顯示，近五年，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正以年均4%左右的速度呈現逐年減少趨勢，但目前“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生產模式尚未根本扭轉，“重末端治理，輕源頭控制和清潔生產”的問題仍未解決。
另一方面，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出現了新矛盾。從發展過程特征來看，經濟社會發展一般經歷貧困、溫飽、小康和富裕等發展階段。到2035年之前，我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邁向中高收入的富裕社會階段，身心健康成為人們的主要需求，并將帶動高品質物質需求、健康需求、環境需求、文化需求和社會需求等一系列相關聯的新需求。由于生態環境質量直接影響到人們的身心健康，因而生態文明建設成為這一階段現代化建設的主導領域。藍天、碧水、凈土作為生產優質生態產品的基礎環境條件，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必須“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污染治理這場攻堅戰必須打好。
程瑜：將污染防治提到“攻堅戰”的高度并要求堅決打好，主要原因在于環境污染已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改革開放以來，多年經濟高速增長鑄就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奇跡”，也積累了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其中，一個突出矛盾和問題是，資源環境承載力逼近極限，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方式已不可持續。世界衛生組織2016年公布的空氣污染數據顯示，中國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占4個。中國的海洋環境也被認為是世界上退化最嚴重的海域之一。由環境保護部等13個部門共同編制的《2016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16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只有84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達標，占全部城市數的24.9%;254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超標，占比高達75.1%。在6124個地下水水質監測點中，水質為優良級、良好級、較好級、較差級和極差級的監測點分別占10.1%、25.4%、4.4%、45.4%和14.7%。其中，較差級和極差級占比高達60%。垃圾圍城、垃圾圍村現象仍較普遍，距“根本扭轉”的目標道阻且長。如此嚴峻且復雜的環境問題，已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更滿足不了人們對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須把生態環境保護、做好環境污染防治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就是為了保發展、保健康、保幸福。
李志青：污染防治工作進入“深水區”，難度和挑戰越來越大，要進一步推進污染防治工作，改善環境質量，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與成本;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改革越深入，傳統體制的反彈力就越強，某些既得利益群體的抗拒越大，體現在污染防治上，利益再分配效應越來越明顯;環境保護倒逼經濟轉型的時間窗口越來越小，保護環境需要一定的經濟能力，由此，在經濟景氣的時候推進改革和環保工作會相對容易，而經濟本身有固定的發展周期，錯過經濟向好的時間窗口，各種矛盾會接踵而至，打破環境保護的節奏。為此，必須要時不我待，盡快完成污染防治中最艱難的改革部分。
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并非易事
中國經濟時報：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將面臨哪些挑戰?
李佐軍：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并非易事，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挑戰：第一，我國所處發展階段帶來的挑戰。目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許多重化工業還將繼續發展，資源能源消耗比較多，環境污染壓力較大。同時，我國城市化正處于加速階段的中期階段，城市化高速推進還有十多年，也需要大量消耗資源，增加環境污染。第二，資源稟賦和能源結構帶來的挑戰。我國是一個“富煤、少氣、缺油”的國家，是全球主要的煤炭生產國，在能源消費中，化石能源約占90%左右，其中煤炭約占65%以上，電力生產三分之二以上依靠燃煤發電。而煤炭恰恰又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來源。第三，國際分工格局帶來的挑戰。在國際產業分工中，我國處于中低端的加工制造環節，消耗資源比較多，環境破壞比較重。我國作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或“世界工廠”，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隨加工制造業不斷向國內轉移而加重。第四，發展模式轉變難帶來的挑戰。過去三十多年以來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存在“路徑依賴”，具有“鎖定效應”。發展模式之所以難改，深層次的原因是政府職能轉變難。第五，人口多帶來的挑戰。中國是近14億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每個人都是碳排放源，每個人都要消耗資源，每個人都要影響環境。
劉治彥：根據預測，我國需要到2030年前后才能基本完成工業化和城鎮化，人口總量和能源消耗也將達到峰值，因而資源消耗與污染物排放壓力仍然較大。從大氣污染治理來看，在能源結構尚未實現較大改善的情況下，化石能源消耗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和污染氣體仍將威脅大氣安全。新能源汽車大規模生產和普及使用也將經歷十年左右的時間，因而城市大氣質量全面好轉難度較大。從水體污染治理來看，城市雨污分流尚未完全到位，海綿城市和地下綜合管廊建設才剛剛開始，城市污水處理和循環利用仍未妥善解決。廣大鄉村由于分散居住，污水集中處理難度較大。更為嚴峻的是，化肥農業形成的面狀水質污染需要系統治理，任務十分艱巨。與此關聯，我國農村土壤污染也較為嚴重，直接影響到食品安全。同時，荒漠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治理任務仍然較為艱巨，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濕地、耕地等生態系統亟待修復和休養生息。可以看出，我國環境狀況的整體改善任重而道遠。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完成污染物治理，因此這是一場“攻堅戰”。
李志青：節能減排與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是主要的兩大挑戰，如果在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同時，降低污染物排放量，改善生態環境質量，這對環境保護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系統性要求，要求經濟與環保并肩作戰，從源頭到末端全流程控制污染物排放，為此，中央密集出臺了各種改革措施。
程瑜：黨的十八大以來，環境保護得到空前的重視。以大氣、水、土壤三大污染防治攻堅戰為重點，我國環境治理進程進一步加快。尤其是《環境保護法》以及“大氣十條”“水十條”“土十條”等發布實施以來，環境污染防治取得了明顯進展。但也要看到，我國環境問題呈復合型、壓縮型，多階段、多領域、多類型問題累積疊加。相比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而言，我國是在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下解決更為復雜的環境問題，環境壓力比其他國家更大，解決起來比其他國家更困難，總結起來，有以下幾大挑戰：一是產業、能源等結構調整優化任務艱巨;二是新老環境問題交織，復雜性凸顯;三是工業化、城鎮化雙輪驅動的環境壓力大;四是統籌協調環境保護的難度大，在國家層面的53項主要生態環保職能中，40%在環保部門，60%分散在其他9個部門;五是國際國內環境問題協同治理的挑戰加大。保護生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維護能源資源安全，是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目前環境問題已超越了傳統范疇，與國家政治、經濟和安全等領域不斷相互滲透，環境利益成為國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既要應對國際氣候變化、環境履約，跨界大氣、水體污染問題，又要應對國內外廣泛關注的城市大氣灰霾、重金屬污染、水體污染、水質安全等問題，協同治理、統籌解決的挑戰正在加大。
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促進綠色發展
中國經濟時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將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八項重點工作之一。深化生態環境保護需要做好與經濟發展的平衡以及深度融合。那么，應該如何正確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
李佐軍：環保與經濟發展之間既有相互促進的一面，比如發展環保產業可促進經濟增長;政府增加環保投資可拉動經濟增長;好的環境可通過吸引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環保可通過保護或維護資源的價值促進經濟增長;環保可以通過保障人的健康生命進而增加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增長;環保可促進技術進步帶來經濟增長等。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比如環保限制了經濟發展的空間;環保需要巨大的投入，有機會成本;環保需要對污染行為進行罰款，會減少企業利潤;環保需要綠色消費，會限制部分消費等。
我們需要做的是，盡可能多地利用好二者相互促進的一面，協調處理好二者相互矛盾的一面。這就需要我們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制度改革，尤其是加快建立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生態產品價值核算制度、多元化市場化生態補償制度、碳交易制度等，以建立起二者相互促進的機制。
劉治彥：正確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必須深化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平衡以及深度融合，重點是建立綠色發展現代智慧經濟體系。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和綠色金融支持，構建清潔低碳和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推進資源全面節約和循環利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等環境友好型的綠色產業、生態產業和智慧產業，倡導綠色生活方式，實現生產系統和生活系統循環鏈接。
李志青：生態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通過改變資源環境與經濟要素之間的配比關系，進而改變經濟發展的稟賦和路徑;有必要引入更加有效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手段，通過市場經濟為主的方式，提高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效益”，更加高效地保護生態環境質量;全社會要對“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到來做好承擔更高環保成本和代價的心理和實際準備。
程瑜：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發揮生態環境保護的推動作用;深化生態環境保護，也需要做好與經濟發展的平衡與深度融合。二者同頻共振，才能保持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須綜合決策。把環境保護作為經濟決策的重要環節，從源頭落實環保基本國策。同時，必須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要把環境保護納入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改變以犧牲長遠利益換來短期效益的政績觀。
二是新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須協同推進。把“五位一體”總體戰略部署做實，實現經濟綠色化與綠色產業化同步、資源環境聯動，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把環境保護作為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重要環節，積極推動發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從社會整體循環的角度，大力發展綠色消費市場和資源回收產業，優化產業結構。
三是環境保護的責任制度須堅決落實。打破條塊分割管理體制，建立健全跨部門、跨行業、跨地區的環境綜合管理機制。強化環境監督管理，依法加大對環境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切實解決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執法成本更高的問題。
多方合力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
中國經濟時報：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需要從哪些方面重點著力?
李佐軍：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需要按照黨的十九大的部署，從以下幾個方面重點著力。
首先，持續實施大氣、水、土壤三大污染防治行動。堅持全民共治、源頭防治，打贏藍天保衛戰;加快水污染防治，實施流域環境和近岸海域綜合治理;強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復，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加強固體廢棄物和垃圾處置。
其次，建立健全促進污染防治的體制和制度。盡快設立自然生態監管機構，統一行使監管城鄉各類污染排放和行政執法職責。提高污染排放標準，強化排污者責任，健全環保信用評價、信息強制性披露、嚴懲重罰等制度。
再次，盡快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調動各個主體推進污染防治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加強各個主體的協作，形成全社會污染防治的合力。
最后，認真落實好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按照“十三五”規劃設定的目標進行績效評價和考核，并落實獎懲。同時，進一步做好環保督察，特別是其中的污染防治督察。
劉治彥：一是加強中央統一組織領導，強化環境污染治理監管職責，將污染防治納入政績考核體系。二是實施污染防治重大工程。“堅持全民共治、源頭防治”，加快實施藍天碧水綠地環境綜合治理工程。以廉價清潔能源使用和清潔生產消費為著力點，推進污染綜合防治，堅決取締污染排放超標的小鋼鐵廠、小化工廠、小爐窯、小鍋爐、小電廠、小汽車等，遏制和逐步降低環境污染排放總量，減少資源消耗總量和加大資源循環利用力度。三是加大治理投入。組織大型環境治理專業化企業，動員社會力量，引進國際先進技術，投入污染防治。
李志青：一是繼續推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二是堅定不移轉變能源結構;三是通過綠色金融等經濟金融手段推進企業的環境治理;四是鼓勵個體、社會組織等社會性力量積極參與環境保護的治理過程中。
程瑜：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需要從以下幾方面重點著力：一是筑牢正確的綠色政績觀。建立科學的、完整的綠色政績考核體系，堅決執行環境保護工作一票否決制，實行環境問題終生責任追究制。二是繼續打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戰役。三是推動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優化產業結構。經濟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能否協調統一，主要取決于生產什么、如何生產以及產業布局和結構是否合理。因此，要努力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加快發展綠色產業，形成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增長點。四是形成政府、企業和社會多元共治的治理體系。五是建立健全資源生態環境管理各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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