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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三令五申降低企業制度性成本，為實體經濟發展營造更好的市場環境，但全國16省市的數百家中小學生校服生產企業卻遇到新的煩惱：只有進入一個名為“陽光智園”的APP(自稱是校服互聯網+管理應用平臺，以下簡稱陽光智園平臺)，才能參與校服招標和供應服務。同時，該平臺向校服生產企業收取貨款4%的服務費，瓜分掉校服企業約一半的凈利潤。
記者近日在多個省份調查發現，這場貌似由教育部門主導的校服采購模式變革，實際操盤者卻是一家普通的民營企業，眾多校服企業質疑其借機制創新之名，行壟斷斂財之實。
頭頂“紅頭文件”光環強勢推進
2017年3月，江西省吉安市所有中小學校和校服生產企業，接到來自教育主管部門的指令：須在當年10月18日前入駐陽光智園平臺，不進入該平臺的，教育局將取消該企業的市場準入資格，不得參與本市校服招投標，學校也不得購買其生產、供應的校服。
江西各地中小學和校服生產企業還被告知：陽光智園平臺由教育部主抓、主推，是建立校服采購廉政風險防范機制的“亮點”舉措，凡落實不力的，將會被紀委約談、追責。
在江西、四川、湖北、河南、河北、山東等地，一些校服企業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名義上是自愿與陽光智園平臺簽訂《服務協議》，但如果不與該平臺合作，將面臨被勒令退出校服市場的局面。
記者獲得一份《關于轉發陽光智園中小學學校校服互聯網管理平臺論證會會議紀要的通知》，該通知以江西省教育廳的名義發出，文件要求“積極推動學校應用陽光智園平臺”。
《陽光智園中小學學校校服互聯網管理平臺論證會會議紀要》，是教育部裝備研究與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育部裝備中心)以函件的形式，于2016年6月27日印發各省區市教育廳局后勤管理部門的。6月17日，該中心在京召開論證會，認為陽光智園平臺運用科技手段和互聯網思維重組校服采購模式，有利于廉政風險防控，提高服務水平和工作效率。在這份通知函中，教育部裝備中心僅提出“供參考”。
記者登錄陽光智園APP，上述通知函被稱作“教育部印發陽光智園中小學校服互聯網管理平臺推廣工作指導性文件”;2017年5月22日，教育部裝備中心在京召開的“陽光智園應用研討會”，被稱為“教育部組織召開陽光智園運用研討會”。
2017年8月10日，江西宜春市召開陽光智園平臺推廣會議。多位與會者向記者證實，在這次會議上，陽光智園江西分公司總監劉兵在發言時表示，“陽光智園不是某個公司的平臺，而是教育部的平臺”。記者就此以商家名義向劉兵求證，他表示“現在不方便多說”。
“教育部裝備中心在函件中是‘供參考’，現在卻是強行要求使用陽光智園平臺。”江西宜春市袁州教育服裝廠廠長歐陽金華對記者說。
河南、湖北的幾位企業負責人也向記者反映，這個平臺并不受歡迎，因為服務協議中的“霸王條款”，有企業公開站出來抵制，但一聽是教育部搞的，只得與平臺簽了合作協議。
教育部政策法規司一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從來沒有以教育部的名義下發過有關強制推廣使用陽光智園平臺的文件。
半年來，上述“論證會會議紀要”已在全國教育系統層層轉發。據記者粗略統計，全國已有16個省區市教育部門以紅頭文件轉發。一個由教育部有關機構倡導推廣的互聯網平臺，到了學校、校服企業，成了教育部平臺;一紙僅供參考的論證會紀要，到了省級及以下很多教育部門變成了“必須”。
據了解，截至2017年4月，全國已有300多個區縣教育局、一萬多所學校使用陽光智園平臺。
“防范尋租妙藥”疑似壟斷
“搞陽光智園平臺的初衷或許是好的，家長與廠家直接建立購買關系，學校不再擔當中間商角色，也不再經手校服費用，聽上去很不錯。”河北省邯鄲市教育局一位干部說，真正推廣運用才發現，它并非是防范校服采購尋租的“靈丹妙藥”。
南昌市教育系統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使用陽光智園平臺，需要家長下載第三方APP，完成復雜的注冊程序、信息完善，這對于生活在省城的學生家長，都未必實際，何況農村地區的廣大留守兒童監護人。
“其實只是被要求下載和注冊了這個APP，除此之外，學生買校服沒什么變化，還是在學校里買。”吉安市一位學生家長對記者說。
江西宜春市袁州教育服裝廠負責人歐陽金華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在校服選購過程中，“家長委員會”的作用體現在對校服款式的選擇和進行質量監督上，至于選擇哪家生產企業，最后確定用哪個款式、哪種面料，還是由學校說了算;目前校服采購都不可能撇開學校，實現與學生和家長直接對接，“打破校方作為中間商的傳統采購模式”的設想，在實踐中根本行不通。
多位校服企業負責人對記者說，“校服是定制商品，是學校指定商家、指定款式的銷售，是群體消費、統一團購的行為。它不同于時裝，其銷售涉及教育主管部門、校服企業、校長、家長、學生等方面，不是適合零散、自主購買的商品。這個平臺只是對校服傳統銷售渠道的補充，目前傳統渠道還無法被顛覆。”
事實上，教育部、工商總局、質檢總局、國家標準委于2015年7月聯合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見》。眾多校服企業表示，如果按照該意見進行規范的公開采購，尋租空間極小。河北衡水金剪子服裝加工廠負責人解興滄對記者說：“國家四部委的‘校服新政’是可行、有效的，現在再搞一個陽光智園平臺，有點畫蛇添足。”
陽光智園平臺被校服業界詬病的另一個方面在于，它作為營利性機構，并不具備直達各學校的服務能力，屬于諸多同類互聯網平臺中的“低值平臺”。
不僅僅是校服企業，地方教育部門也有干部提出質疑，可替代陽光智園平臺的免費互聯網平臺不勝枚舉，為何單獨強推該平臺，而不是兩家或多家并舉，從而利于公平競爭?
“陽光智園平臺其實無法實現家長便捷參與校服選購、學校和管理部門的監管、保護商家的商業秘密以及幫助商家實現銷售增量。”一位校服企業負責人說，互聯網+重在切合行業實際而不是盲目跟風，把陽光智園平臺當作防范校服腐敗的“萬金油”，只能生造出一個“壟斷怪胎”。
校服企業一半利潤流進平臺腰包
記者還發現，陽光智園平臺服務協議中，平臺除了承諾可免費輔助學校方設計校服以外，幾乎無其他實質性的服務內容。多家校服生產企業表示，“輔助學校設計校服就是一個空頭支票，在實際操作中，陽光智園平臺幾乎什么也沒做，設計是我們做、生產是我們做、投標是我們做、跟學生和學校溝通也是我們做，它卻要分走我們一半的利潤。”
根據陽光智園平臺服務協議，學生或家長通過平臺自主選購校服并進行線上支付后，校服生產企業通過平臺向學校方提起付款申請，校方在平臺審批同意付款，平臺在校方同意付款的15個工作日內，將扣減服務費后的應付款支付給校服生產企業;服務費標準為校服生產企業銷售校服總貨款的4%。
“按銷售貨款的4%收取服務費，‘一口價’高得太離譜，根本沒有考慮校服企業的實際承受能力。”四川成都美爾達服飾有限公司總經理李世明對記者說。
據了解，校服生產企業凈利潤一般在8%左右。眾多校服企業對記者說，陽光智園平臺不能為企業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服務，卻拿走4%的服務費，相當于企業一半的凈利潤進了平臺公司腰包，這種“扒皮式”的利益瓜分對于企業而言，是不堪承受之重。
江西吉安市一位中學校長對記者說，全市幼兒園、小學、中學人數至少百萬人，按照江西省教育廳贛教勤字(2015)4號文件中，“小學一、三、五年級，初一、高一學生每年訂購夏裝兩套、秋裝兩套、冬裝兩套”的著裝指導意見進行估算，吉安地區每年校服采購金額為2.6億元，陽光智園平臺每年可輕松提成1000萬元以上。
河北省教育廳一位人士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全國中小學每年校服采購金額至少500億元，如果全部通過陽光智園平臺進行交易，該平臺每年可以坐收20億元以上的服務費。
在企業看來，陽光智園平臺服務“只此一家”，具有明顯的壟斷性。廣西育龍文體用品有限公司總經理蔡文河對記者說，“面對收費主體，企業沒有選擇的空間;面對服務價格，企業沒有談判的余地，陽光智園平臺如此收取高額服務費，無異于打劫。”
而校服企業和學校普遍擔憂的是，學生家長用戶和校服商戶的資金，在陽光智園平臺沉淀時間最少15天以上。事實上，校服企業均無現貨庫存，從學生家長付款下單，到服裝企業生產、交貨后辦理結算，一般需要兩個月左右;進入平臺公司資金池的數十億元資金，沉淀時間如此之久，其安全如何保證?
“紅頂生意”經營者系校服老板
2017年下半年以來，一些校服生產企業聯名向中紀委、教育部舉報，直指陽光智園平臺在校服市場做“紅頂生意”壟斷經營的問題。而陽光智園究竟是怎樣的一家企業，它何以獨攬這門“紅頂”生意?
記者查詢得知，陽光智園平臺的開發運營商，是一家名為北京陽光智園科技有限公司的民營企業，工商資料顯示，該公司由自然人許福森100%控股。許福森同時為森仕服裝集團最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
據知情人士透露，森仕服裝集團的子公司廣州森仕時裝(贛州)有限公司，是一家校服生產企業，2015年以前一直是江西省教育廳后勤產業辦認定的校服生產廠家，目前仍在江西贛縣、上高縣、永修縣、廣昌縣等十余個縣市從事校服生產供應。
這場貌似由教育部門主導的校服采購模式變革，實際操盤者卻是一家普通的民營企業，眾多校服企業質疑其借機制創新之名，行壟斷斂財之實。一些校服生產企業還憂慮地表示，“平臺經營者本身就是校服商家，這個平臺會不會淪為其壟斷的工具?”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軒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大力降低實體經濟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繼續清理涉企收費，加大對亂收費的查處和整治力度，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重要內容;平臺電商作為中間商，存在的價值就是利用其信息優勢來降低買賣雙方的交易成本，而陽光智園不僅沒有承擔起這樣的責任，還利用其壟斷地位加重企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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