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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美好生活的內涵無疑是豐富的，不過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其核心在于擴大居民消費從而提升居民福利水平。為此，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這不僅要求從體制與機制的高度解決居民消費不足的問題，更是首次強調了消費的基礎性作用。由此可見，當前中國對消費的重視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事實上，早在十多年前政府部門就開始致力于擴大居民消費。黨的十六大報告就指出，“要調整投資和消費關系，逐步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十七大報告強調“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十八大報告中也有“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等表述。但是，中國居民的消費需求始終沒有得到顯著提升，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一直處于較低水平。特別是2000—2010年間，居民消費率從46.7%持續下滑至35.6%的歷史低點，2010年之后雖然有所回升但仍然處于相對低位，截至2016年不足39%。相比之下，2016年美國的居民消費率高達68.8%，英國也達到了65.5%，歐元區平均為54.6%。即使與經濟發展處于相似階段的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居民消費率也明顯偏低，2016年金磚國家(不包括中國)居民消費率平均為58.5%，高出中國20個百分點之多。

　　之所以中國的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是因為高投資發展模式導致資本過度積累。從理論上來看，判斷一國的資本積累是否過度，主要通過比較扣除折舊后的資本凈回報率與經濟增速之間的相對大小。如果資本凈回報率小于經濟增速，就表明資本已經過度積累，反之則表明資本積累還存在一定的不足。筆者測算發現，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中國的資本凈回報率平均為6.8%，而同期的經濟增速則達到了7.5%，由此可以初步判斷中國資本積累已經過度。從國際經驗來看，還可以采用資本產出比來判斷資本積累是否過度，該指標過高則表明資本積累已經過度。測算結果顯示，2014年中國的資本產出比接近于4，不僅大幅高于俄羅斯、泰國等與中國發展階段相似的國家，而且還高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上述兩方面證據表明，現階段中國已處于資本過度積累的狀態。

　　由經典的索洛增長模型可知，在資本處于過度積累的狀態下，要想增加居民消費需要降低資本存量。而且，最理想的情況是將資本存量降至能使消費最大化的黃金律水平。雖然達到新的穩態之后經濟增速仍只取決于全要素生產率，但是從資本過度積累狀態向黃金律穩態轉變的過程中經濟增速會出現明顯的下滑。對于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將經濟增長作為最重要目標的中國而言，經濟增速的顯著下滑無疑是難以接受的，這也是中國居民消費率遲遲難以提升的根本原因。考慮到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步入了中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因此不應再將經濟增速視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核心指標。而且，進入新時代，以高投資換取高增長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也將難以為繼。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不僅是對中國經濟所處的新發展階段的正確認識，更為“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這一目標的實現打開了空間。筆者認為，新時代下，要想進一步有效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需要做好以下幾點。

　　第一，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盡快適應與福利水平改善相伴的經濟增速下滑。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只要居民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即使經濟增長出現一定程度的下滑也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如果居民福利水平沒有得到有效提升，維持高增長的意義也會大打折扣。當然，以往政府擔心經濟增速下滑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對滯后，恐怕難以抵御經濟增速波動所帶來的沖擊。為了消除這些擔憂，政府需要增加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占比，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強養老保障、醫療衛生、就業服務以及失業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務，使社會保障體系能夠真正發揮社會的“安全閥”和“減震器”的作用。

　　第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滿足居民潛在的高品質消費需求。居民消費是由需求與供給兩端共同決定，如果供給端難以提供居民所需的產品與服務，那么即使居民存在擴張消費的欲望，也難以實現居民消費的快速增長。這恰恰是現階段中國面臨的突出問題：居民對于高品質教育和醫療等民生產品與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多，但是國內市場供給卻明顯不足，由此顯著抑制了國內消費需求的擴張。越來越多的人群開始通過“代購”“海淘”等方式大量購買國外產品。據統計，2016年中國跨境電商交易規模高達6.3萬億元，已經接近于國內居民消費的四分之一。有鑒于此，要想解決高品質產品和服務供不應求的現狀，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減少教育、醫療等領域的管制，讓民間資本更順利地進入市場并享受公平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在強化市場主體地位的同時，政府需要切實履行自身的監管職能，以更高的標準和更嚴格的監管“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

　　第三，縮小貧富差距，尤其要解決財產差距過大的問題。由于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一般低于低收入群體，所以貧富差距的擴大會使得居民整體消費傾向趨于下降，從而減少全社會的消費。中國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數較高，財產差距也不小，要增加消費需求，既需要縮小收入差距，又需要縮小財產差距。具體而言，就是要深入貫徹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等舉措來縮小收入差距，同時適時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房產稅、遺產稅，著力縮小財產差距。

　　需要強調的是，除了上述三點，還要高度警惕并遏制居民部門債務率的過快上升態勢，防范債務對居民消費的抑制作用。雖然中國居民部門債務率一直較低，但近年來攀升速度明顯加快。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中國居民部門債務率已經從2012年年底的29.7%上升到2017年第一季度的45.5%，四年間提高了15.8個百分點。不僅如此，上述居民部門債務率只統計了居民部門從金融機構獲取的信貸總額，而中國家庭依然是以向親戚朋友借錢的民間借貸為主，由此存在大規模的隱性債務。這些隱性債務雖然不會帶來系統性金融風險，但是會加重貸款人的債務壓力、擠占借款人可用于消費的資金，從而進一步加劇債務對消費的抑制作用。因此，需要高度警惕居民部門的債務風險，提早防范居民部門債務對消費的抑制作用，這也是新時代下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基礎性作用的重要舉措。(作者：陳彥斌，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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