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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春天，我把汽車停在臨近斯坦福大學高爾夫球場的一家小咖啡館前。當我從車里出來時，一位女士正將她的特斯拉電動汽車停進我旁邊的車位。她下了汽車，把自己的高爾夫球車拿了出來，然后徑直走向球場。這時，那輛球車就跟在她身后，請注意，是車“自己”跟著她前進。我有點兒吃驚，但當我瘋狂地在谷歌上搜索“機器人高爾夫球車”時，卻發現這種“小家伙”并沒有什么新奇之處。這款名叫CaddyTrek 的機器人高爾夫球車的零售價是1 795 美元，而它不過是出現在硅谷高爾夫球場里眾多奢侈物件中的其中一個而已。
機器人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便宜的傳感器、強大的電腦和人工智能軟件能確保這些機器人變得更加自主。它們將幫助我們，也將取代我們。它們會像改變戰爭方式一樣，改變醫療保健和老年人護理的現狀。無論是在文學作品還是在影視作品中，我們早已對機器人司空見慣了。但是，我們遠沒有為這一孕育之中的新世界做好準備。
撰寫本書的想法要追溯到1999 —2001 年，當時我正在進行一系列采訪，最后，這些采訪匯成了《睡鼠說：20 世紀60 年代的反文化如何影響個人計算機產業》（What the Dormouse Said: How the sixties Counterculture Shaped the 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一書。我最初的研究是“反自傳”（anti-autobiography）的一個例子。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在帕洛阿爾托（Palo Alto）附近長大，這里后來變成了硅谷的核心地帶，但當一系列計算機和通信技術組合起來，形成個人計算和現代互聯網的基礎時，我卻搬走了。不過，我回來得很及時，見證了“將會席卷整個世界的計算時代的興起”，它所到之處，一切都被改變了。幾年以后，在進行睡鼠項目研究的時候，我發現了與早期的互動計算機系統設計者們的工作完全不同的內容。在信息時代剛剛揭開序幕的幾年里，兩位研究人員開始獨立開發未來的計算形式，他們建立的實驗室離斯坦福大學校園不算很遠。
人工智能里程碑
1964 年， 曾提出“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概念的數學家、計算機科學家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開始著手研發一系列技術，試圖模擬人類能力，他原以為這個項目在10 年內就可以完成。與此同時，在校園的另一邊，一心打算“用自己的技術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夢想家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堅信，計算機可以被用來加強或擴展人類的能力，而非模仿或取代這些能力。他開始構建系統，使小組內的知識分子們可以快速地提高智力，協同工作。一位研究人員開始用智能機器取代人類，而另一位則開始擴展人類的能力。當然，他們的研究既存在聯系，又互相排斥。這里存在的悖論是，同樣的技術既有可能延伸人類智力，也有可能取代人類。
在本書中，我探索了科學家、工程師和黑客們研究的“如何深化人與計算機間的聯系”這一問題。在一些案例中我發現，設計師們堅持認為人工智能和“智能增強”（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IA）之間存在互相矛盾的關系。通常，這最后會被歸結為簡單的經濟學問題。現在，對這種性能遠超50 年前早期工業機器人的新機器人的需求正在不斷上升，甚至在一些早已高度自動化的行業，比如農業中，一大批新型“農業機器人”正在駕駛拖拉機或收割機作業，從空中監管并提高農業生產率。
關于前面提到的悖論，研究人員還有許多深入的思考。以埃里克·霍維茨（Eric Horvitz）為例，他是微軟人工智能項目的研究人員、醫學博士，也是美國人工智能協會（AAAI）的前主席，幾十年來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拓展人類的能力。他設計出了一些精密的機器人，它們可以充當辦公室秘書，完成諸如追蹤日程安排、招待訪客的任務，并可以管理終端和排除干擾。他制造的機器人在增強人類的同時也在取代人類。
另外，生于德國的塞巴斯蒂安·特龍（Sebastian Thrun）是一位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和機器人專家（同時也是在線教育公司Udacity的聯合創始人），他們都在打造一個將充滿自動化機器的世界。作為谷歌自動駕駛汽車項目的創始人，特龍主導了無人駕駛汽車的設計，這項設計可能會在未來的某天取代數百萬人類駕駛員——也許只有那些被拯救的生命和被避免的傷害才能證明這個項目的價值。
本書的主題是辯證地看待這些設計者的工作。他們制造出的系統既可以讓人類變得更強大，也有可能取代人類。安迪·魯賓（Andy Rubin）和湯姆·格魯伯（Tom Gruber）的理論就體現出了最清晰的對比。魯賓是谷歌機器人帝國最初的架構師，格魯伯則是蘋果Siri智能助手的主要設計師，他們都是硅谷最優秀、最耀眼的明星，他們的工作都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之上：魯賓模仿了約翰·麥卡錫，格魯伯則追隨了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或取代人類，或讓人類變得更強大。
今天，機器人學和人工智能軟件都在不斷喚起人們對個人計算時代早期的回憶。正如業余愛好者們締造了個人計算機產業，人工智能設計師和機器人學家對技術進步、新產品和它們身后的科技公司都抱有極大的熱情。與此同時，多數軟件設計師和機器人工程師在被問到自己的發明會帶來什么潛在影響時都會感到不快，只能頻繁地以幽默來轉移話題，化解尷尬，但是，問題仍然是必要的。機器人發展中可沒有“盲眼鐘表匠”（blind watchmaker）。無論是增強還是自動化，都是由一個個人類設計師作出的設計決定。
盡管結果本身很是微妙，不容易分出黑白兩面，但將一組人當作英雄、另一組人當成反派角色還是很輕松的。
人工智能關鍵思考
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之間，未來既可能是烏托邦，也可能是地獄，還有可能是介于兩者之間的某種世界。如果生活和自由的標準有機會得到提高，但是否值得以犧牲自由和隱私為代價呢？是否存在能夠設計出這種系統的正途或是歧路？我堅信，答案就在這些設計師身上。
一組設計師設計出強大的機器人，讓人們可以完成此前無法想象的任務，比如用于空間探索的編程機器人；而另一組人則研究用機器取代人類，比如設計出人工智能軟件，讓機器人可以為醫生和律師的工作“代班”。有必要讓這兩個陣營找到互相交流的途徑。我們如何設計這些日益智能的機器、如何與它們互動，將決定未來社會和經濟的本質。這將不斷影響現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從我們是否生活在一個階層更加分明（或更加模糊）的世界，到身為人類究竟意味著什么。
目前，美國正處于一場關于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學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對就業、生活質量影響的嶄新討論之中。我們如今進入了一個很奇怪的時代——辦公自動化已經開始動搖白領們的工作，就像20 世紀50 年代工人被機器所取代時一樣殘忍。“大自動化之爭”（great automation debate）在50 年后回歸，這與《羅生門》（Rashomon）中的某些場景如出一轍：所有人都看到了相同的故事，但每個人都以利己的方式進行了不同的解讀。盡管有關計算機化造成的可怕影響的討論甚囂塵上，進入辦公室工作的美國人數量仍然在增加。對來自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同一份數據進行分析后，分析師們作出了兩個截然相反的預測：一個是工作的終結，另一個是新興勞動力的復興。無論勞動力是正在消亡還是轉變之中，很明顯，新到來的自動化時代正在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盡管有大量的相關消息，但是否有人真正掌握了科技社會的前進方向，我們仍不得而知。
盡管很少有人見過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那些笨重的大型機，但仍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這些機器顯露出了某種不祥的、不受人類控制的跡象。隨后，在70 年代個人計算時代到來后，計算機變成了某種更為友善的存在——因為人們可以觸摸到這些計算機，便開始覺得它們處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如今，物聯網正在興起，計算機開始再次“消失”，這次，它們開始融入人們周遭的一切，看起來就像擁有了魔法一樣——現在，家里的煙霧探測器開始講話，而且可以聽得懂指令。我們的手機、音樂播放器和平板電腦都比幾十年以前的超級計算機擁有更強的計算能力。
隨著“無處不在的計算”時代的到來，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智能機器時代。在未來幾年內，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給世界帶來的影響將遠遠超過個人計算和互聯網在過去30 年間已經對世界造成的改變。汽車可以無人駕駛，機器人可以完成快遞員的工作，當然，還有醫生和律師的。新時代為偉大的物理和計算力量帶來了希望，但它也使半個多世紀前曾被提出的問題得以重構：我們還能控制這些系統嗎，或者，它們會控制我們嗎？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充分論證。在《1984》一書中，奧威爾描繪了一個監視無處不在的國家，但他也寫到，這種國家控制通過縮減人類的口語和書面語、增加表達的難度，進而約束社會對不同思想的接納。他虛構出一種名為“新語”（Newspeak）的語言，這種語言可以有效地限制思想和自我表現。
看看互聯網為我們提供的數以百萬計的頻道，乍看之下，今天的我們或許離奧威爾描述的噩夢還有十萬八千里，但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智能機器正在為我們作出決策。如果這些系統只是提供建議，我們很難將其稱為奧威爾提到的“控制”，但是，大數據的世界已經使互聯網變得與10 年前大相徑庭。
互聯網延伸了計算所及之處，并改變了我們的文化。新的“奧威爾社會”呈現出一種更為柔性的控制。互聯網提供了一些過去無法匹敵的新型自由，與此同時，也矛盾地讓控制和監管得以延伸，這已遠遠超出了奧威爾最初理解的范疇。每一個足跡、每一句話語都被記錄并被收集，完成這一工作的不是“老大哥”，就是一些正在成長的“小大哥”。互聯網已經成為一項與文化的方方面面有密切接觸的技術。今天，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和臺式機能聽懂我們說話，
完成我們發出的指令，攝像機或許也能通過它們的屏幕友好地凝視我們。即將來到的物聯網時代正在將不顯眼的、永遠在線的、（可能）樂于助人的桌面機器人帶入千家萬戶，就像亞馬遜的語音助理Echo 和辛西婭·布雷齊爾（Cynthia Braezeal）的Jibo。
世界會像20 世紀60 年代的詩人理查德· 布勞提根（Richard Brautigan）所描述的“慈愛機器”（machines of loving grace）一樣成為“一個自由的世界”（a free world）嗎？這里的“free”指的是“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還是“免費啤酒”（free beer）呢？在一個充滿智能機器的世界里，回答這些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理解那些正在創造這些系統的人們的價值觀。
在硅谷，樂觀的技術專家很樂意相信“創新”和“摩爾定律”這對雙生力量足以說明所有科技進步的原因。很少有人能解釋為什么某一項技術打敗了其他技術、為什么某一項技術會崛起。這一觀點是社會科學家提到的“技術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他們認為是我們創造了這些工具，而非相反。
我們已經有了數百年使用機器取代體力勞動的經驗，但是，取代白領工人和腦力勞動者的智能機器還是新現象。比起僅僅取代人類，信息技術還正在使某些體驗民主化，這不僅是因為使用個人計算機讓我們不再需要雇用秘書。例如，互聯網和網絡已經極大地削減了新聞業的成本，不僅顛覆了新聞產業，還在根本上轉變了收集、報道新聞的流程。類似的技術還有音高修正技術，它已經可以讓沒有受過訓練的人唱出美妙的歌曲，同時，一大批計算機化的音樂系統讓所有人都能成為作曲家和音樂家。在未來，這些系統將被如何設計，預示著要到來的是一場偉大的復興還是更加深邃的黑暗——在人們如今生活的世界里，人類所有的技能都要通過機器來傳承。麥卡錫和恩格爾巴特的研究定義了一個新時代，在那里，數字計算機將像工業革命一樣深刻地改變經濟和社會。
最近，一些實驗為我們在理解機器對未來工作產生的影響方面提供了值得深思的事例（這些實驗在世界上最貧困的地區進行，保證了當地居民的基本收入）。這些實驗的結果令人震驚，因為它們與“經濟安全削弱了人們的工作意愿”這一主流觀點相左。2013 年，在印度一個貧困村莊進行的一項實驗保證了當地居民的基本需求，卻得到了相反的效果。這些貧困的人們并沒有安于自己得到的政府補貼，相反，他們變得更加負責、更有生產力。日后，我們很有可能有機會在第一世界進行一次類似的實驗。基本收入的理念已經成為歐洲國家必談的政治議題。1969 年，尼克松政府首先以“負所得稅”的形式提出這一概念，目前，它尚未被美國政壇接受，但如果技術性實驗變得日益普遍，這種局面將會發生改變。
如果未來的產業不再需要勞動力，將會發生什么呢？如果倉庫管理員、廢品收集員、醫生、律師和記者都被技術取代，又會發生什么呢？當然，我們無法預知這樣的未來，但是我猜想，社會也許會在未來發現人類并非生來就需要工作，或是會發現能創造價值的類似方式。新型經濟將創造我們今天無法理解的工作崗位。科幻小說作家當然已經預見了這種未來。讀讀約翰·巴爾內斯（John Barnes）的《風暴之母》（Mother of Storms）或者查理· 斯特羅斯（Charlie Stross）的《漸快》（Accelerando），都是了解未來經濟可能模式的不錯選擇。
一個簡單的答案是，人類的創造力是無限的，如果我們的基本需求被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滿足，那么我們將找出娛樂、教育和照料他人的新方式。這些答案或許很籠統，但這些問題正變得日益尖銳，即智能機器是會像盟友一樣與我們互動、照料我們，還是會奴役我們？
在本書中，我將介紹不同的計算機科學家、黑客、機器人專家和神經科學家。他們都擁有相同的感覺，認為我們正在靠近一個感染點，在那里，人類將生活在機器的世界中，這些機器可以模仿人，某些能力甚至會超越人。他們對人類在這個新世界中的地位有著各種各樣的感受。
21 世紀前50 年內，社會將作出艱難的決策，允許這些智能機器擁有成為我們的仆人、伙伴或主人的潛力。在20 世紀中葉計算機時代的開端，諾伯特· 維納曾對自動化的一種可能性提出警示：“我們可以謙遜地在機器的幫助下過上好日子，也可以傲慢地死去。”
現在看來，這不失為一次中肯的警告。
（文章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工智能簡史》，作者：[ 美] 約翰·馬爾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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