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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糧食系統造就了世界日益嚴重的饑餓和肥胖。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讓這個系統陷于顛覆的境地，但還有其他一些原因說明，最近幾年的情況是未來困難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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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拉吉·帕特爾 出版：東方出版社?

　　2006年，當在修訂本書第一版的時候，我震驚地看到，全世界竟然有8億人處于營養不良狀態，與此同時超重的人數又高達10億。當時國際公務員提出，截至2015年，如果我們無法把全球的饑餓人口降低到4.12億人，那么，我們的全球人口會失去一代人。5年之后，營養不良的人口已達到10億人，而超重人口則高達15億人。現在，很少有人能夠在有生之年看到這一問題有任何徹底的改善。

　　我在本書中描述的是，全球糧食系統造就了世界日益嚴重的饑餓和肥胖。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讓這個系統陷于顛覆的境地，但還有其他一些原因說明，最近幾年的情況是未來困難的前奏。首先：氣候問題。一系列的異常氣候，極其強烈的暴雨、洪水和干旱導致2008年的人均糧食產量比2007年降低了1%。雖然沒有單獨一件氣候事件可以歸因為全球氣候變暖，但越來越多極端氣候的出現，肯定與我們所了解的氣候變化是一致的。氣候變化在過去30多年間導致全球的小麥產量降低了5%，但之前沒有氣候變化學者預料到兩者間的直接關系。

　　石油價格與2008年的饑餓有著直接關系。當石油價格升高時，經濟增速會隨之放緩，那些剛剛居于貧困線之上的人口便會墜入貧困線之下。在經濟衰退期間，饑餓人口會增加，而目前的衰退很有可能會持續下去，因此，營養不良和食物不安全將會持續存在。

　　石油價格也會對農民產生直接的影響。當石油價格升高時，柴油價格亦會隨之升高——交通、農業機械和基礎設施的成本亦然。天然氣價格也會隨之提高，由于肥料的主要原料是天然氣，那么，肥料的價格也會隨之升高。在2008年，其價格飆升期間，價格增幅最大的農業商品是肥料，自2007年8月至2008年，其價格飆升了一倍。

　　關于石油高價對糧食體系的影響，還有其他更加微妙的方式。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離任前簽署的最后幾部法律中，2000年的《商品期貨交易現代化法》將“場外”衍生品交易員從政府規章制度中解放出來。在美國，負責規范這類交易的機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已不再負責監督期貨交易合同的交易。此舉為金融企業開拓了一個新的美國版西大荒，數十億美元的資金已被支出在那些能夠成為商品的產品上，其中就包括糧食價格。

　　糧食期貨合同不僅交易紅火——糧食以商品期貨投資組合的方式購入，比如高盛商品指數。通過構建一些與糧食本身毫無關系的金融工程，這些指數將糧食價格與石油價格聯系在一起。2008年，交易員擅自將商品指數基金的糧食價格提高。當石油價格泡沫在2008年年中破滅的時候，“熱錢”放棄了石油，轉移到了即使是在衰退時期也必不可少的一種商品——糧食上。

　　至于是否是投機家抬高了糧食價格這一問題，經濟學家們也有過較多的辯論。根據經濟學模型的推理，在投機行為中不應該有任何不正當的利潤，而是每一種成功的交易都會有其對應的失敗交易。對于每一個開布加迪汽車的交易者，他的對手一定輸得連上衣都沒有了，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事實有一些不同。對于交易者來說，他們承認拿著糧食體系做賭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提出，商品市場已經不如以前。兩年來，現實辜負了經濟學家們的期望，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糧食價格飆升背后的第二股力量是公眾贊成，但卻讓我們所有人都必須戒掉石油的一項政策：生物燃料。這個名詞更加準確的名稱應為“農業燃料”——“生物”意為“賦予生命的”，被認為是對造成不幸的行業的不精確的稱呼，因為在這個行業里，農作物被種植的目的不是為了向人類提供糧食，而是為了生火。玉米、甘蔗、麻風樹和其他幾種作物被種下，以供加工成乙醇。歐盟和美國政府通過立法和補貼來刺激這一市場。此舉鼓勵了全球農民對莊稼種植的熱情——尤其是玉米——因為這些莊稼可以被轉化成乙醇，成為世界最富有消費者的汽油箱。

　　在一個供不應求的市場上，被轉化為燃料基地的土地推高了其他種類玉米和谷物的價格。很少有很好的環境原因能夠促使“玉米至乙醇”行業的發展。盡管玉米是可再生的，卻不可持續發展。生產柴油所需的能量要多于燃燒柴油產生的能量。但在美國2008年的選舉年，用美國玉米轉化的乙醇要比用阿拉伯石油更好。因此，玉米的價格隨之升高。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什提出，農業燃料對糧食價格暴漲的貢獻是15%。世界銀行指出，這一數字應該是75%。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數字判斷更為合理。

　　在我撰寫本書之時，全球的第70億個公民已經出生，好像是在南非的一個城市。人口增長被認為是糧食價格上升背后的一個原因。喬治·布什本人在一份充滿爭議的對全球糧食價格危機的解釋中指出：

　　世界越是繁榮，機會就越多。但是，需求也因此而增加。例如，正如你的一個有趣的想法，在印度，有3.5億人被劃為中產階級。這個人數高于美國的中產階級，甚至高于美國的全部人口。當你變得富有時，你會開始對營養和食物有更高的要求。因此，需求會更多，這就導致了價格的上升。

　　小布什總統對美國中產階級人數做出了過高的估計——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提出，這個數字接近5000萬。這并不是說，印度人口的一大部分決定把他們的印度教丟進風中而對漢堡包大快朵頤。印度的肉類人均消費量仍然比美國少20倍，而且其增速也相對較低。印度的糧食進口量也相對較小，因而對國際經濟的影響要遠小于布什總統所猜測的。如果這里有一點合理之處，那就是：西式飲食正在造成“營養轉型”，因而，對肉類的需求更高。這肯定就是食物體系不平等的一個長期誘因，因此，它是引發擔憂的慢性誘因，而不是急性誘因。并非這些人本身的問題，而是我們對這個食物體系的消費方式，因為該方式讓人們很少能夠吃得健康，許多人都吃得不夠健康，更多的人則完全無飯可吃。

　　一些國家的政府努力延遲這場危機的最壞影響，因而做出快速反應來保護他們的公民。在全球經濟中，一國政府在全球市場上會對其他所有國家在所有方面都會產生影響，這正是麻煩之所在。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國印度和泰國2007年10月宣布，他們將減少對全球市場的貢獻。為了對大米價格的升高做出反應，世界上最大的大米進口國菲律賓試圖于2007年4月中旬在開放市場上買入50萬噸大米。但沒有大米供應商做出回應。所以，該國政府于5月份試圖買入65萬噸大米，將大米價格抬高至每噸900美元以上（1月時，大米價格還不足400美元/噸）。同樣地，為了對發生在谷物生產帶上的大火做出回應，俄羅斯政府宣布將暫停小麥出口——這項政策對俄羅斯的糧食生產商和消費者都極有利——結果是，莫桑比克就發生了多場糧食暴亂。

　　每一場農業危機都是一次機會，盡管有許多解決方案可供采用。第一個解決方案是重新推出轉基因作物。在2009年11月的全球糧食安全峰會聲明中，全球各國領導人聲稱，他們為日益嚴重的饑餓而“擔憂”，美國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按孟山都公司的要求進行的，并在宣言中說，要堅持“致力于調動提高生產力所需的資源，包括重新評價、審批和改良生物技術”。盡管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傳統作物的轉基因改良幾乎沒有任何進步，但掌握這項技術的公司在政府和公民社會高層依舊有著良好的關系。包括以363億美元捐款而位居世界第一的蓋茨基金會在內的慈善基金會擁有轉基因糧食的擁躉，并且對孟山都公司有不少捐助。

　　各國政府也已認識到，他們將會需要土地，讓他們的客戶和人民有地方來種植莊稼。基于這個認識，全球農業用地價格隨之暴漲。有灌水設施的土地最便宜的在非洲，當然，全球各國對非洲土地的爭奪一直異常激烈。美國在非洲建立起一個軍事部署——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以保護它在非洲的資源利益。亞洲的一些私人公司也試圖在非洲留下他們的印記。韓國的大宇公司（Daewoo）與馬達加斯加簽訂了一個協議，獲取了130萬公頃的土地用來種植糧食，滿足韓國市場的需要。這些土地是免費送給大宇公司使用的，而大宇公司給馬達加斯加的禮物，則是雇用當地人來耕作土地。部分原因是這樁交易本身的不公平，而馬達加斯加政府在簽訂了這份協議之后就被推倒。但被卷入土地爭奪的不僅僅是韓國的資本家。來自印度、中國、沙特阿拉伯和美國的公司和政府都把資金投到了世界貧困地區，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下面的地下水都可以以區區幾美元的價格輕易拿到手。在非洲，相當于法國全部國土面積的5600萬公頃中的大部分于2009年被外國人攫取。這還不包括當地有錢人從窮人手中奪取的更大面積的耕地。這一輪新的土地爭奪不僅包括非洲的土地，還包括窮人的資源，引起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資源沖突，這是我們以前從未見識過的。

　　當然，這個悲劇是，解決饑餓問題的可持續方案原本就在我們的筆尖下。比如，如果我們關心的問題是如何與氣候變化做斗爭，那么，我們應該注意到，位于美國的羅岱爾有機研究所（Rodale Institue）宣布，如果我們注意一下如何改善我們的土壤和有機耕種，世界碳排放的40%將會被自動減排。糧食政策委員會在北美各大城市和城鎮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厄瓜多爾、馬里、尼泊爾都把糧食主權當作國家政策的目標。

　　在應對超重和肥胖的嚴重情況問題上，各個國家的立場也很一致。世界衛生組織預測，截至2015年，全世界23億成年人將會超重。當然，在全球范圍內，消費者對當地食品和當季食品越來越喜歡了，這一趨勢阻止了糧食行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消費者認識到，他們已不僅僅是消費者。在美國舊金山，當地政府已同意禁止引進開心樂園玩具餐，以此幫助父母把他們的孩子們從快餐行業的營銷迷局中拉出來。這是一個小小的舉動，但是卻使得快餐行業倉促地阻止其他州相似的立法，因為他們可以從這個公民行動中看出冰山一角。

　　在全國范圍內，我們的領導者不可能提供我們許多人所要求的那種糧食體系變革，但當前的經濟危機提供了一個促成變革的機會。當企業農業依賴于21世紀短缺的東西——可靠的水資源、便宜的化石燃料、可預測的氣候——我們知道，農業生態技術在解決氣候變化方面更加穩健，也更加運用自如。“農民之路”之類的農民運動是這類技術創新的最前沿，它指出“小小農民使這個地球變得涼爽”。的確如此，這些結論在國際銀行資助的一項國際高水平研究中得以支持——國際農業知識評價和發展科學與技術。但是，在報告中，同行評論了分析數據，但后來被美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否定，理由是他們對轉基因作物和企業農業的熱情不高。

　　在全球范圍內，反對糧食高價的抗議各地都是。“阿拉伯之春”追隨了針對始于2008年的農業價格飛漲的抗議。在有些地方，抗議取得了一定的勝利，迫使政府修改其農業政策。比如，2010年，在莫桑比克，政府撤銷了面包漲價30%的政策。這說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叛亂”還遠不能結束，而且有組織的反抗活動確實能夠奏效。

　　我希望，《糧食戰爭》的未來版本能夠回顧21世紀的前10年——這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終結，也是更加公平的全球經濟時代的開始。在占領華爾街抗議爆發之時和進一步建立為期10年的糧食主權運動之時，當我在撰寫本書時，一個好消息是，許多人正在成為歷史的親筆書寫者，而不再是歷史的袖手旁觀者。

（本文為《糧食：時代的大矛盾》再版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