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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 出版：商務印書館?

　　經歷了2008年由美國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機，“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一時間受到了各國經濟學界的尖銳批評。對此，德國現任財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在他的新著《未來必須節制：我們從金融危機中學到什么》中也毫不諱言：未來必須節制，“我們必須對失誤與偏差尋根究底，去思索這場危機如何演變成一次制度性的威脅。我們必須清楚，并沒有也不可能存在著什么最終的正確方案。”但他堅持認為，在全球化條件下，我們可以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制度框架內做出必要的校正。“這是適宜且最佳的道路，借此可以確保自由、富裕與安全。”

　　貪婪將平衡的發展趨勢打破

　　在朔伊布勒看來，從國民經濟學角度出發對這場危機的諸多解釋，如美聯儲長期以來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房地產市場掉以輕心的過熱（受社會與融合政策的驅使）；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關于取消證券商債務上限的災難性決定；再融資以及遍及全球的超大規模抵押；還有證券化加上一直將手伸進德國居民存單里的所謂創新所造成的信貸風險等等，乍聽起來頗為可信，且有理，但都過于淺薄。他認為，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并不是導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危機是自由市場經濟中的人由利己的狀態升級到了貪婪造成的。不錯，利己是自由市場發展的驅動力，但貪婪將平衡的發展趨勢打破。“在經濟活動中存在著危險的無度行為，正是這樣的行為導致了這場危機，進而從總體上威脅到我們的自由經濟體制。他的分析邏輯是，人類歷史上不可能存在無窮盡、不間斷的直線上升式發展。在成功與進步之后，倒退隨即而來。這絲毫都不能說明社會市場經濟制度的失靈。否則，過去的數十年何以會運轉良好并創造出繁榮？問題還是在于人的本性。

　　上世紀60年代，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階段之后，德國經濟學家路德維希·艾哈德曾敦促過適度與節制，為此遭到了一番嘲笑，因為人們不愿意相信苦日子會重新再來。上世紀70年代初爆發的石油危機才讓許多人幡然醒悟。而這樣的悲劇，在2008年再度上演。不僅如此，朔伊布勒還覺察到：這很可能是信息時代的第一次金融大危機，人們錯誤地以為金融信息和金融產品可無極限地衍生和發展，以為復雜到無人能理解的金融衍生品，就能掩蓋其相比抵押貸款式的傳統金融方式的虛弱。“利己是一種強大的動力。我們有著很好的理由，可以將之塑造成一種經濟制度抑或社會制度的基石。人們只要能夠因其行為獲取相應的成果，他們的工作效率就會倍增，同時內心的滿足感也會更強。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然而，利己一旦過度，便是貪婪，這就十分危險：貪欲會損害乃至摧毀一個合理的制度。”從挖掘人性的貪欲與無度入手，進而從一個政治家的角度來呼吁節制與適度，應該說，朔伊布勒抓住了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成因。

　　社會市場經濟核心原則是秩序政策

　　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地克服重重困難和此起彼伏的危機，其“并不完美，但是良好”，因而在經受了形形色色的責難和質疑的過程中，仍保持著相對的連續性。繼上世紀50年代的“經濟奇跡”之后，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德國經濟逆勢而上，“德國制造”再度成為熱門話題。

　　追溯既往，朔伊布勒認為，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來源是形成于上世紀30年代的“秩序自由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頻發，古典自由主義逐漸喪失在經濟活動中的自我調節功能。一些新的經濟理論開始出現，其中之一是凱恩斯主義。而在德國，隨著“一戰”的失敗、魏瑪共和國的持續動蕩以及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一種新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開始醞釀，并在上世紀30年代期間形成新的學派。因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朔伊布勒在書中提到的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時期經濟學家瓦爾特·歐肯等，當時都在德國西南部的弗萊堡大學任教，世人因此稱之為“弗萊堡學派”。該學派的理論要點是在古典自由主義與中央計劃經濟之間開辟第三條道路，主張“國家必須在資本家面前保護資本主義”。在納粹統治時期，這些人遭到迫害，有的流亡國外，但他們并未終止探索和研究。“二戰”結束以后，同弗萊堡學派聯系密切并深受其影響的路德維希·艾哈德成為英美雙占區負責經濟事務的最高決策人物。艾哈德在1948年推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基本上采納了“秩序自由主義”的主張，并在此基礎上確立了社會市場經濟體制。

　　如果說“二戰”以后聯邦德國的飛速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的核心因素則是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確保了戰后聯邦德國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穩定，并在“柏林墻倒塌”之后，在極短時間里實現了德國的重新統一。在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與社會、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亦即市場經濟運行與社會政策制度化兩者間的互補性是其制度設計的著力點，也是德國經濟成功表現的關鍵所在。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家們普遍重視倫理道德與價值導向，并將之視為經濟秩序的前提條件。朔伊布勒始終強調這一核心精神和理念。

　　“將責任與自由綁定”

　　如何走出這場危機，未來究竟要做出什么改變，當然沒有現成的藥方。但朔伊布勒堅信，要走出危機，“制度的出發點必須是人的本性，而并非人的理性”，必須“將責任與自由綁定”、“在自由與調控之間做到正確的平衡”。為此，他著重論述了以下六點：

　　第一，朔伊布勒援引熊彼特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的觀點：資本主義不是一種可自我充分調節并再生的制度，還是要依靠國家的調控。德國政府在金融危機后的政策并不是去救大銀行，而是建立一攬子計劃來提供流動性、提供信貸，從而保障金融基礎，目的就是建立共同信任。

　　第二，重新建立盈利與虧損、風險與責任相互掛鉤的措施。例如限制銀行向第三方轉嫁風險等。德國聯邦政府整頓銀行的模式，是毫不含糊地削減資產負債作為復蘇的前提條件。

　　第三，朔伊布勒對評級機構缺乏透明度和沒有真正建立起可信度，給予了嚴厲的批評。“泡沫總是在威脅到制度層面時才會破裂，公開透明畢竟是自我保護的唯一辦法”；“從金融業的關聯范圍以及當前的危機來看，如果國家試圖通過監管與校正性動作來解決問題，而市場參與者自身卻不行動的話，其效果并不必然更好”。

　　第四，為了增加透明度并遏制風險，不僅需要制定更好的規章制度，也要分散風險。人必然會犯錯，既然如此，分散決策就會好一些。這樣一來，市場參與者便會根據自己的判斷做出決定。

　　第五，與單一性經濟相比較，多樣化的經濟結構能較好地防止系統性危機和沉重的損失。由此，朔伊布勒堅持認為，德國在有大型企業集團與大型銀行的同時，更重要的是繼續發展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是與社會伙伴及客戶之間直接接觸的，企業管理是家庭傳統式的，這些都緊密與社會價值觀相連，這些中小企業與個體的之間的責任是最直接的。

　　第六，培育防止無度的意識和加強“全球化的教益”。“我們難以改變人的天性，例如貪婪與吝嗇。但是，我們可以正面宣揚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讓每個人都感受到負責任的行為不會讓我們錯過或失去什么，而只會贏得休戚相關與集體精神”。

　　為了更好地維護“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朔伊布勒認為還需堅持貫徹兩項基本原則：處理自由原則時的輔從性以及在處理那些沒有國家救助便無法穩定的企業時堅持結果與資本掛鉤的原則。所謂“輔從性原則”即：首先，由銀行與投資人承擔責任。供給方按規矩行事，其中包括對風險采取比較有效的預防措施。需求方必須清楚，自己的首要任務是對項目的風險要有確切的了解。當一個項目或一項交易的復雜程度超過了人的理解力時，也許就該將之放棄。其次，維護充分適度經濟行為的一個基本刺激體系，是造成風險的人必須承擔責任。

　　“鐘擺有時會向一個方向過度地擺動，接著又會朝著另一個方向過度擺動。關鍵在于適度”。朔伊布勒稱，此次經濟危機讓我們找到了一種“適度與責任的新文化”。在歐美社會，出于贏得選票的需要，越來越多的政治人物已甚少觸及重大的政治與社會問題，而對一些能博得眼球的日常瑣事津津樂道。對此，朔伊布勒提醒人們關注道德與精神重建，不然的話，就無法從根本上扭轉貪欲與無度的頹勢。

　　要避免市場經濟的無度與貪欲，需要政治秩序架構和社會價值取向，這應該就是朔伊布勒從此次金融危機中汲取的寶貴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