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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戰略——全球治理之中國方案
●全球治理是為解決全球性問題而派生出來的，而全球性問題又是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的后果，比如貿易投資自由化問題、移民問題、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問題、國際運輸通道安全問題，等等。
●中國不僅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倡導者，更是這一理念的踐行者。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所推出的一系列對外開放政策充分體現了這一理念，為全球治理的改革提供了一個新的路徑。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
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日內瓦萬國宮出席“共商共筑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別會議，并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
習近平在演講中指出，人類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也正處在一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回首過去100多年的歷史，全人類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與發展。宇宙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共有一個家園。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
習近平強調，縱觀近代以來的歷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主權平等是數百年來國與國規范彼此關系最重要的準則，也是聯合國及所有機構、組織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則。主權平等，真諦在于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主權和尊嚴必須得到尊重，內政不容干涉，都有權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各國平等參與決策，構成了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主權平等，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習近平指出，歷史和現實給我們的啟迪是，溝通協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談判是解決沖突的根本之道。各國和國際司法機構有責任維護國際法治權威，應該確保國際法平等統一適用，不能搞雙重標準，不能“合則用、不合則棄”，真正做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我們要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席卷發達國家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預示了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而以英國退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為標志，反全球化運動進入了一個加速發展階段。特朗普總統在競選期間震耳欲聾的“美國優先”口號開始成為美國的對外政策：“買美國貨，雇美國人”。回顧冷戰結束以來近三十年的發展歷程，經濟全球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如此大的挑戰，可以說當前經濟全球化正在步入十字路口。與此相對應，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大國對待全球治理的立場也在發生重大轉變。當特朗普總統強調“每個國家都有權以自己的利益為先”時，全球治理的基礎也就變得岌岌可危了。
面對西方國家反全球化的浪潮和日趨脆弱的全球治理體系，習近平主席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向國際社會傳遞出一個清晰的信號：經濟全球化符合人類的共同利益，不能因少數國家和群體的反對而走回頭路；合作共贏、共同發展應是全球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
全球治理的固有難題與面臨的新挑戰
簡單地說，全球治理是指為在特定的規范、規則約束下，為解決全球性問題，不同行為主體互動而形成的機制。全球治理是為解決全球性問題而派生出來的，而全球性問題又是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的后果，比如貿易投資自由化問題、移民問題、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問題、國際運輸通道安全問題，等等。因而，全球治理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沒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就沒有對全球治理的需求。當然，并非所有的全球性問題都源于經濟全球化，比如當前困擾歐洲國家的中東難民問題、恐怖主義問題等。
全球治理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它的公共產品屬性。全球性問題事關所有國家的利益，因而全球治理的提供者通常并不能獨占全球治理所帶來的收益。這就必然會引發全球治理中的供需失衡：一方面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供給不足。這種失衡也被形象地稱之為“全球治理赤字”。如何消除這種赤子是其第一大難題。
全球治理的另一個特征是規則的非中性。作為全球治理的核心構件，國際規則對不同國家的影響是存在差異的。“規則面前人人平等”在現實中并不成立。以溫室氣體減排規則為例，倘若要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執行統一的減排標準，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將難以承受。基于規則的非中性特征，每個國家都希望主導規則的制定，服務于自身的利益。由此帶來的后果是，全球治理長期以來一直由少數發達國家所主導，沒有體現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訴求與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如何推動全球治理的民主化是其第二大難題。
全球治理的第三大難題，也是受詬病最多的，要屬它的“發展缺位”。無論是應對全球性問題還是民主化，全球治理最終是要促進各國的共同發展。然而，從現實中我們看到，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沒能保證所有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獲得發展的機遇；同時也沒能保證所有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群體獲得收益。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基尼系數持續攀升就是“發展缺位”的后果，也是當前很多國家反全球化的主要根源。
除了全球治理這些固有的難題之外，目前席卷西方國家的反全球化浪潮為全球治理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挑戰。其一，反全球化浪潮本身動搖了全球治理的基礎。當所有國家都奉行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時，全球治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其二，大國拒絕提供公共產品削弱了全球治理的功效。在國際層面，解決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難題需要大國做出更多的努力。這是對所謂負責任大國的基本要求。
然而作為全球治理的主導者，美國新政府不僅威脅要退出多邊貿易體系，而且還要退出現有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或對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重新談判。其三，少數大國奉行以鄰為壑的對外政策，如果最終導致大國之間的經濟、安全沖突，全球治理就有陷入癱瘓的風險。
總之，全球治理所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大國正在失去應對的動力，而小國缺乏應對的能力。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立場就具有特殊的意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一項重要公共產品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從最初的雙邊層面的命運共同體（如中巴命運共同體、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等），到區域層面的周邊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最終形成了在全球層面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方面這適應了中國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的要求，另一方面這也是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向世界提供的核心理念。面對西方國家反全球化浪潮的抬頭與全球治理危機，這一理念正在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先是對數百年來國際關系領域所積累的公認原則的繼承，比如平等與主權原則、人道主義原則、聯合國憲章所確定的宗旨與原則、五項基本原則等等。以此為基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又被賦予了適應時代發展的新內涵，這突出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合作與共贏是命運共同體的核心。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多，而解決全球化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合作。合作與共贏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合作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共贏；共贏又是合作的基礎。這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理念的具體體現。正如習近平主席所強調的，我們應該倡導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相反，某些國家的政治家們則把經濟全球化的收益分配看成是零和博弈：外國的收益即是本國的損失；本國的貿易赤字、對外投資等同于就業機會喪失；外國產業的壯大等同于本國產業衰落。其結果必然是選擇放棄合作，否定經濟全球化，甚至要與外部世界構建起無形與有形的“隔離墻”。在這種意義上，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應對反全球化的良藥，也是推動全球治理的前提條件。
第二，責任與利益共擔是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原則。命運共同體是責任共同體與利益共同體的有機結合。責任的共擔與利益的共享并不意味著所有國家的責任和利益都是平等分配的。大國與小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僅利益訴求存在差異，而且承擔國際責任的能力也存在差異。當今全球治理面臨的一大難題便是責任與利益的失衡，這突出表現為發達國家主導全球規則的制定，利用規則的非中性謀取自身的利益；而眾多發展中國家沒有能力，也沒有機會參與其中。當發展中國家要求改革全球治理中的民主化問題時，某些發達國家的心態出現了失衡，試圖推脫大國應盡的義務。以全球氣候變化協定談判為例，經過多年的努力，在業已達成的《巴黎協定》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最終得到了貫徹。然而，特朗普政府卻認為美國承擔的責任與所獲得的利益不符，不僅要求取消對發展中國家的補貼，而且還要放開對化石能源產業發展的限制。再比如，特朗普政府在鼓勵制造業回流的同時，卻要明確阻止本國企業（甚至是在美的外國企業）對外投資。這表明，美國既要繼續充當全球經濟的霸主（“讓美國再次強大”），又要拒絕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因此，如何兼顧不同類型國家的利益訴求和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把責任和利益共擔落到實處已經成為全球治理改革的緊迫任務。
第三，包容與可持續發展是命運共同體的目標。發展是一個綜合性指標，它并不等同于單一的經濟增長。除了經濟增長外，發展還包括民眾的教育、醫療、養老、社會保障、相對公平的收入分配、環境的可持續，等等。作為最突出的全球性問題，發展也是全球治理的最大“缺位”。在發展中國家，這一問題主要體現為貧困、疾病、環境惡化等；在發達國家，它更多表現為收入分配不均；而在全球層面，發展問題表現為許多發展中國家沒有獲得發展的機會。命運共同體理念強調包容與可持續發展目標適應了所有國家的訴求，構成了所有國家的最大公約數。
面對經濟全球化與全球治理改革失去方向的困境，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也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一項重要的公共產品。
中國正以實際行動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中國不僅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倡導者，更是這一理念的踐行者。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所推出的一系列對外開放政策充分體現了這一理念，為全球治理的改革提供了一個新的路徑。
第一，中國以實際行動在應對反全球化浪潮，為經濟全球化注入新動力。在多邊層面，中國一直是世界貿易組織的堅定支持者，即使面對某些發達國家單方面拒絕履行在我“入世”時做出的承諾，如市場經濟地位，中國也沒有改變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的基本立場，更不會動輒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或對相關國家發動貿易戰。在區域層面，中國倡導具有開放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機制。在亞太經合組織的2014年北京峰會和2016年利馬峰會上，習近平主席關于構建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倡議都在為經濟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相比之下，中國推動單方面的對外開放更凸顯了對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態度。十八大之后，中國先后分三次批準設立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其核心目標就是要探索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模式，待積累經驗之后推廣到全國其他地區。同時，中國正在積極調整原有以投資和出口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促進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在2017年5月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上，習近平主席承諾，從2018年開始中國將舉辦進口博覽會。這表明，中國不再追求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發展模式。因此，在反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一系列舉措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把經濟全球化的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
第二，以自身的發展經驗填補全球治理的“發展缺位”。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歷程證明，中國成功地探索出一條后進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模式。這種發展的經驗正在以“一帶一路”為載體擴散到更多的國家。作為一種新型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一帶一路”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它的發展導向。這與現有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呈現出的規則導向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不僅體現在開放性、互聯互通、多元化的合作機制之上，而且更突出地體現為責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之上的命運共同體。這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但又適應廣大發展中國家需求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
第三，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制度性公共產品。制度性公共產品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內容。除了“一帶一路”，中國所倡導創辦的亞投行、與其他金磚國家一道創辦的新發展銀行等正在成為新型的制度性公共產品，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與現有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形成了互補。以亞投行為例，成員國不僅包括發展中國家，而且還吸引許多發達國家的參與。在現有57個成員基礎上，近期還將有25個國家加入進來。除了提供經濟金融領域的公共產品，中國還在改變以往的做法，開始在安全領域提供制度性公共產品，最受矚目的是亞信會議。這是一個涵蓋26個成員國、11個觀察員國及國際組織的地區性安全合作平臺。在2014年的上海峰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新安全觀。這是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安全領域的具體體現，同時也標志著亞信會議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第四，中國在推動全球治理的民主化進程。眾多發展中國家無法參與全球治理是其突出的弊端。中國與一批新興經濟體的集體崛起正在改變全球治理由少數國家主導的局面，全球治理的民主化進程獲得了重大進展。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擴大新興經濟體投票權改革的方案在被拖延了多年后終于在不久前得到了實施；中國積極推動發展中國家在20國集團中的作用，2016年利用舉辦杭州峰會的機會，邀請了史上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參加；2017年9月在廈門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上，作為東道國，中國倡導并首次推動了金磚+機制。此外，中國支持并完成了上海合作組織的擴容。這對于推進全球治理民主化進程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第五，中國在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為推動全球治理改革發揮了表率作用。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中國關于碳排放峰值等一系列承諾為2015年的《巴黎協定》達成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習近平主席關于秉承正確的“義利觀”的主張更是體現了中國的擔當。按照“義利觀”的要求，中國與沿途國家的合作中要堅持“以義為先，義利并舉”、“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為”、“既要重視投資利益，更要贏得好名聲、好口碑”等。這充分展示了中國的擔當，與某些大國強調本國利益優先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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