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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美國民眾對伊斯蘭世界一無所知，再加上“9·11”事件后對伊斯蘭教的特殊偏見，小布什政府有了擴大“反恐戰爭”的機會，反恐戰爭一開始是針對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合法戰爭，后來轉變為針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反以色列團體，未來還可能包括針對其他國家和武裝力量的災難性戰爭。這種憤世嫉俗的民族主義還被共和黨應用到其他國際事務上，比如對國際刑事法庭的意見、對溫室氣體排放的限制等，這些都被描述為損害了美國利益，或影響了美國獨立性。在小布什政府的領導下，美國正全力向帝國主義方向駛去，填入引擎的燃料正是美國國內這種受了創傷的、充滿報復心理的民族主義。

　　2008年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后，共和黨全力利用這種民族主義情緒與奧巴馬開戰，貶損奧巴馬。尤為明顯的是，共和黨抓住了奧巴馬在2009年一次演講中的一句話：“我相信美國例外論，正如英國人相信英國例外論和希臘人相信希臘例外論一樣。”

　　但事實上，奧巴馬總統在說完這句話之后還用多邊主義論調闡述了一大段經典的美國“公民民族主義”觀點：

　　我對我的國家、它的輝煌歷史以及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感到無比驕傲。只要想想我們今天高峰會議的地點（柏林）以及它的重要意義，我們就不會為美國軍隊在“二戰”中做出的巨大犧牲、戰后在歐洲投入的巨大資源以及領導西方聯盟并最終統一歐洲而感到羞愧。事實上，我們應當為此感到驕傲。

　　讓我們看看當前的世界局勢，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我們擁有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我們還有一整套核心價值觀，體現在美國憲法中、法律體系中、民主實踐中以及對言論自由和人人平等的信念中，這套價值觀神圣不可侵犯，盡管并非十全十美，但確實獨一無二！

　　然而，共和黨卻不顧奧巴馬講話的語境，斷章取義地揪住奧巴馬的第一句話不放，攻擊奧巴馬對美國獨一無二的偉大信仰不夠強烈。2008年，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茶黨領導人——薩拉·佩林在《心中的美國》一書中，對奧巴馬這句話的回應是：

　　民主黨不認為美國有向全世界傳教的特殊使命，也不認為美國人是為了全世界的福祉，而不只是為了美國人自己才要保證美國的偉大。令人震驚的是，奧巴馬總統甚至說他對美國例外論的理解如同“英國人相信英國例外論和希臘人相信希臘例外論”一樣。也就是說，他根本就不相信美國例外論。他似乎認為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只是一種非理性的偏見。對我來說，這簡直恐怖至極。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就能夠理解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統計數據了。比如，絕大部分美國人認為他們國家有20%的預算是用作對外援助的，但事實上，真實的數字只有1%，是所有發達國家中最少的。這些數字正好讓一些國際上的批評家譴責美國是一個自私自利、沒有遠見的帝國主義霸權國家。但另一方面，很多美國人在國內和私人慈善事業上卻表現得非常慷慨大方，這種奇怪的、令人遺憾的對比說明，沙文主義式的民族主義甚至能夠摧毀最崇高的理想。

　　本書的主題是探索某些早已深深根植于美國政治文化中的特點，我把它們歸納在一起，通稱為“民族主義”。本書的寫作背景是21世紀前十年，我詳細考察了這十年間四個巨大的、相互交織的歷史發展趨勢：一是美國對“9·11”恐怖襲擊事件的反應；二是大部分美國白人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日益惡化的社會和經濟狀況；三是共和黨的極端化，在書中我認為共和黨應該改名為“美國民族黨”；四是美國如何應對新的挑戰，首先是對中國崛起的應對之策。

　　這四種發展變化相互交織。小布什政府對“9·11”事件的應對戰略體現了由來已久的、深深根植于美國基因中的對外部世界的一貫態度，以及美國右翼對“其他美國人”的態度。小布什政府在國外發起反恐戰爭的同時，在國內實施大規模減稅政策，這反映了美國共和黨奉行的經濟政策已經逐漸遠離了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政府時期延續的基于羅斯福新政的政策，而轉向了更為極端化的、完全信奉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這種經濟哲學逐漸摧毀了共和黨的主體選民——白人中產階級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國外反恐與國內減稅政策共同將小布什政府及繼任奧巴馬政府的財政赤字推到史上最高的水平，這就為2008年美國經濟大衰退埋下了隱患，導致美國白人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

　　這樣的結果，再加上美國憲法具有的特征，使美國右翼十分憤怒，在政治上更加歇斯底里，使美國政府陷入危險的停滯狀態。與此同時，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實施的那些消耗實力的戰略，使美國不可能再對中國的崛起做出任何嚴肅的應對。1如果中國未來在經濟規模上超過美國，在地緣政治上挑戰美國的主導權，那就會使美國國內的民族主義進一步發酵，在某種方式上也許會威脅到世界和平。

　　美國的民族主義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導致當前美國困境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在宗教和種族問題上持極端態度的沙文主義（在本書中稱為美國民族主義的“反命題”），在國外推行侵略政策，在國內煽動仇恨，這些都破壞了美國民主，從而無法對政策與美國利益問題進行理性的討論。

　　另一方面，美國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我稱之為美國民族主義的“正命題”）也要對當前美國政府的停滯狀態負責。被稱為“美國信條”的民主與憲法價值觀對美國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并通過美國傳播到全世界。這些美國信條鼓舞著一代代美國人不斷改進他們的政治體系，拓展他們的自由。在整個歷史進程中，美國形成了自己的傳統精神——“實用機會主義”。秉承這種精神，美國不斷找到應對新問題的方法。而這一切最終奠定了美國作為“世界楷模”的地位，并對全世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當然，當今的美國仍然存在大量的、充滿想象力的思想和政治能量。然而，在我們這一代，美國無與倫比的輝煌的過去與美國社會中的公民民族主義力量相結合以后，卻產生了一種與過往完全不同的效果，至少對一大部分美國少數族裔是這樣。當今美國人繼承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神話式的版本，不僅像全世界絕大部分民族主義者一樣，對自己國家的歷史和在世界上的角色有神話般的解讀，而且也神化了美國現在的社會和經濟制度。這些民族主義者的神話并非來自現實，令人驚訝的是，這與現實毫無關系。這種思維方式阻礙了美國人真正理解他們的國家，以及在他們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使他們無法做出理性的應對。相反，美國人正在以一種非理性的方式解讀世界，并由此做出了非理性的反應。

　　最重要的是，美國公民民族主義的核心內容是對美國憲法和“美國開國之父”的近乎宗教式的崇拜。這使美國人很難想到當今的美國與兩百多年前的美國已經大不相同。如今時過境遷，美國人必須深刻思考和討論，美國應該如何改變自己，才能解決當今問題。2美國的茶黨將人們對美國憲法半宗教式的崇拜與白人中產階級一直以來的恐懼和不滿加以糅合，使之成為美國民族主義正命題與反命題融合體的代表。

　　我的研究建立在美國過去和當代著名學者的著作之上，其中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通過對美國歷史和文化的剖析來理解麥卡錫主義和越南戰爭的那一代偉大的思想家，包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萊因霍爾德·尼布爾、C范·伍德沃德以及路易斯·哈茨的絕大部分作品。哈茨的作品對理解美國在“9·11”事件后的反應以及茶黨的興起有重要意義。但遺憾的是，這些偉大思想家的作品除了在學術圈小范圍內流傳以外，當今絕大多數美國人對它們幾乎一無所知。

　　人們并不常用“民族主義”的視角來觀察美國政治和文化。絕大多數美國人將他們對國家的感情稱為“愛國主義”，或極端一點叫作“超級愛國主義”；如果訴諸意識形態，也可以稱作“美國主義”。國內外對美國的批評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美國“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上。當今美國確實存在秉持帝國主義觀點和目標的重要社會力量，盡管他們影響力很大，但人數并不多。這些人主要活動在知識界、外交界和國家安全領域，特別是那些所謂的新保守主義者。

　　為了鼓舞更多的美國人支持他們的帝國主義計劃，宣傳“民族主義”往往是一個必要的手段。與傳統帝國主義時期的英國人和法國人不同，絕大部分美國人并不認為他們是帝國主義者，或者說美國擁有一個帝國。現在美國公眾對伊拉克戰爭普遍失望，要求從阿富汗撤軍的呼聲越來越高，這個現象表明，美國人民并沒有對維持一個“直接帝國”需要的長期付出和犧牲做好準備。事實上，小布什政府史無前例地將對外戰爭和減稅相結合的做法顯示，共和黨并沒有期望美國人民會為“美國帝國”做出犧牲。

　　當代美國文化對服兵役和自我犧牲持負面態度，但美國文化歷來包含了孤立主義的強大基因，這可以從2009年茶黨運動以及后來奧巴馬政府實施的政策中體現出來。當然，孤立主義是一種復雜現象，它不僅是一種單純想要從世界中抽身的欲望，盡管這種欲望毫無疑問存在，但它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美國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救世主情結，具體表現就是相信美國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山巔之城”。這種信念往往與美國在國際事務中采取的單邊主義政策相吻合。孤立主義的這一面，使美國人形成這樣一種觀念：如果沒有其他辦法，不得不和那些令人惡心的、低劣的外國人打交道，美國就必須強勢掌控整個過程；在任何情況下，美國都不能受外部控制，也不必接受外部建議。

　　與歷史上的其他帝國不同，美國的民族認同基礎是對民主的堅持，也就是所謂的“美國信條”。盡管在國內實施的美國民主并不完善，對外宣傳常常言不由衷，民主的信念確實給美國人設定了底線，在對其他民族的直接控制方面不會走得太遠。因此，1945年以后的美國一直是一個“間接帝國”，這更像17世紀時荷蘭對東印度的控制，而非18世紀時英國對印度的統治。

　　但就大多數美國民眾而言，即使是“間接帝國”，也是被否定的對象。為了把自己的帝國主義計劃灌輸給美國民眾，小布什政府小心謹慎地對此進行了包裝：一方面聲稱這是傳播美國民主和自由價值觀的行善戰略；另一方面又聲稱這并不是在捍衛美國帝國，而是在捍衛美國本土的安全。

　　大部分美國民眾不僅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且在他們認為美國有可能會遭到襲擊時就會表現得非常好戰，正如美國大革命時期軍旗上畫的響尾蛇發出的警示一樣：“千萬不要踩到我尾巴！”（這個口號被茶黨采用，盡管是作為個人反對政府的口號。）這種態度被美國當時的民族主義偶像——約翰·韋恩扮演的角色詮釋得淋漓盡致。在他最后一部電影《槍手》中，那位職業槍手的臨終獨白是：“我不能被冤枉，我不能遭受屈辱，我不愿被別人指手畫腳。我不會對別人這樣，別人也不要對我這樣。”4

　　如果作為表達個人驕傲、榮譽與自衛的方式，這些話確實讓人感到同情，甚至讓人欽佩。但是，有一句18世紀的諺語更能體現美國人的特點，即“把大衣拖在地上行走”。這句諺語的意思是，一個人故意把大衣拖在地上走路，這樣別人就可能踩到它，于是他就可以借此挑起爭端，與人決斗。當前，我們可以說美國的帝國主義者正在全世界找碴兒（拖著大衣走），美國民眾卻對此視而不見。帝國主義者就等著別人踩到他的“大衣”，然后燃起美國民眾“別惹我”的民族主義憤怒情緒。今后，如果美國人的這種態度與同樣對真實或臆想的羞辱極度敏感的中國民族主義相碰撞，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美國的這種傳統還意味著，基于簡單、沒有方向和本能的孤立主義，茶黨的政治代表不可能比共和黨在國際事務中采取更加和平、更加多邊的合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