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正文
以瑞典等北歐國家為代表的全民福利國家，發展模式和福利政策體系在贏得大量肯定的同時，也引發了許多爭議。通常，對之提出質疑的理由主要是，高福利、普遍福利會導致公共財政體系不堪重負，而因此造成的高稅率又會損害企業的競爭力；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福利、高稅收的政策組合很多情況下難以維系，因為企業可以選擇在低稅率國家注冊。
如果進一步梳理，還能列出許多質疑理由，包括：高福利政策很可能是“過度的慷慨”，會削弱勞動者的工作熱情，“日益缺乏對自身行為的責任感”——哈貝馬斯就曾指出，福利國家讓公民對市場的依賴，被轉為對國家的依賴，會將個人規劃整合為由政府滿足生命各個階段可能的所有需求的、沒有主體性的、也不要團結關系的個體；高福利國家的政策建立在統一的標準化方案的基礎之上，盡管相關國家探索了福利供給的個性化，但程度上非常有限。正是因此，瑞典為代表的全民福利國家，公共部門提供的公共醫療保障和服務近年來相比過去已經日益縮減，部分是因為近年來的意識形態觀念革命，部分則是因為這些國家也面臨拮據的財政狀況。
瑞典政治學家、哥德堡大學政治學教授博·羅斯坦曾在美國的康奈爾大學、哈佛大學等做訪問學者，致力于研究如何創造并保持高質量的政治制度以及政府質量對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國民健康、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影響。博·羅斯坦所著的《正義的制度：全民福利國家的道德和政治邏輯》，近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引進出版。這本書解讀了近年來政治學界、經濟學界有關全民福利國家的批判意見，分析了高福利政策體系的利弊，還原了瑞典等國家全民福利制度的設計理念、效用與缺陷，為全民福利制度發表了至關重要的辯護，回擊了過度夸大高福利政策所存弊病的意見。
全書開篇即強調指出，學界（包括經濟學界和政治學界）經常會舉出一些公共計劃失敗的案例（來說明政府行為的局限性，證明國家不能夠做些什么），認為這樣的案例及解讀說明僅僅停留在細節性的案例分析，很多情況下抽離了某項政策的特定環境，以及這樣的政策推行中受到促進或阻礙的其他要素。博·羅斯坦評述了羅爾斯、戴維·米勒、G.A.科恩、布魯斯·C.阿克曼等學者有關平等問題的觀念，指出以合理性和效率觀念為基礎的實證分析，不應作為公共政策分析的單一基礎。
全民福利國家究竟是不是批評學者指稱的“利維坦”，一方面“限制公民對個人自由和自我決定的追求，所謂的生活保障也只不過更多地培養了某種習得性的無助感”，另一方面通過高賦稅剝奪了公民的經濟自主權？書作者指出，人們往往希望國家同時遵循兩項原則，即國家中立和個人自主性原則——問題是，對于國家中立原則的解讀，存在分歧，所謂中立，究竟是否包括關懷，究竟是坐視公民尤其是弱勢公民的不利發展處境，“尊重”一切自然而然的發展結果，還是說首先考慮“善的生活”，確保公民具備自主能力、能夠形成自己的意見。全民福利制度并不意味著平均分配福利，每個人的額度都相同，而是要本著“同等關懷和尊重”對于弱勢群體伸出援手，體現對于不平等的糾正和彌補。
在過去幾十年里，在美國等工業化國家，“偉大社會”計劃的推行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問題；而諸多二戰后獨立建國的新興民族國家，在工業化國家和國際經濟組織的援助下，迎來了難堪的發展失敗。這使得不少學者轉而批判公共政策的可行性，并挖掘出了多個批判角度，包括公共政策推行中，主管部門很可能被俘獲等。博·羅斯坦說，對公共政策的批評分析，很多時候停留在專門挖掘那些失敗的公共項目，旨在驗證公共政策的不可行性證據，其實這就跟任何市場中創業企業的高失敗率推導出市場無效、創業毫無意義的結論一樣荒謬。書中深入分析了公共政策的可行推進方式，強調了政策設計、執行、合法性論證等環節需要注重的原則，指出國家能力受到政策理論不確定性的程度、彌補這種不確定性的適應性和學習型組織形成的程度、在執行階段合法化措施能夠適用的程度等因素的影響。事實上，推行福利制度尤其是高福利制度的可行性和持續性，取決于政策本身的公平性，國家還需要說服公民相信其他人遵從、以自愿或特定方式為政策作出貢獻的可能性。
這本書還提出，全民福利國家在政治和道德上擁有足以自洽的邏輯。盡管通常認為，社會下層階級交稅較少而需要更多幫助，但在瑞典等國家，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政黨長期執政，福利政策延續的政綱也獲得了中產階級選民的支持，這可以被認為是中產階級選民相信福利政策盡管厚待了下層階級，但給予中產階級的福利回報以及社會安定等方面的支持，并不低于其付出。而從道德上來看，瑞典等國家的福利政策具有顯著的普遍性特征，體現出了正義的實質功能，還因為其普遍性，避免了福利部門在選擇性福利項目的操作中可能出現的腐敗。
全書第七章討論了瑞典等國家的全民福利制度與公民自治的關系，以瑞典與美國的對比指出，前者通過普遍性福利制度增進了公民尤其是貧民的福祉，而后者推行的選擇性福利制度，讓貧民脫貧的概率更小且更不容易獲得社會接納和支持，就更不可能走向所謂的公民社會、公民自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