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三農”政策重心之一，農村土地流轉在廣東如火如荼。土地流轉的強勁東風把城市工商資本刮進農業領域，帶動了資金、技術、人才的聚集，激發了廣東農業全鏈條變革，農業利潤、農民收入有了明顯增長。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在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村干主導、資本下鄉、農民進城”特點顯著，相當部分流轉土地的“接盤手”，是城市工商企業主和縣鎮村三級干部，或者是他們與本地種養大戶的聯合體。在此期間，應警惕下鄉資本對農民小散戶產生的擠出效應。
資本下鄉彌補農村歷史欠賬
據廣東省農業廳統計，目前，廣東省農村土地呈現“三分天下”狀況：三分之一已實現流轉，規模達800萬畝；三分之一客觀環境條件不適合連片種養，難以流轉；還有三分之一尚可流轉。伴隨著資本及知識強勢下鄉，“三農”歷史欠賬得到極大彌補，農業基礎設施水平和現代化率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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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的土地流轉并不是“一戶農民承包幾戶的地”那樣的簡單加減法。流轉連片的土地，承租經營者采用企業化、工廠化經營方式，投入巨大的啟動資金，平整成片，改水改土，從機耕、灌溉等硬件設施，到種苗和養殖、管理技術，全面改造升級，經營品種以經濟作物和禽畜養殖為主，資金投入強度動輒以百萬元、千萬元計，并非一般“農村種養大戶”可以企及，而往往依賴于城市工商資本下鄉。資本所有者有的是外來企業家，有的是外出經商的本地鄉親。
流轉經營3000余畝的湛江市下轄廉江市良垌鎮中塘村村支書兼村主任全王新說：“土地整理連片、機耕設施、水肥一體化灌溉，都是剛性投資，是投資農業的起步階段。”土地流轉合同一簽訂，田間第一個景象就是大量農機進場。
資本強勢下鄉，“三農”歷史欠賬得到極大彌補，農業基礎設施水平和現代化率迅速提高。2010年—2015年，廣東農業科技貢獻率、主要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分別提高了10.7個百分點和9.5個百分點。全省水稻耕種綜合機械化水平已達到67%。新科技在農業領域得到廣泛的實踐和應用。
伴隨資本下鄉的是知識強勢下鄉。擁有大學學歷，到過美國、以色列等地考察農業技術，也是廣東下鄉投資者的“流行標配”。他們給農村帶去種養生態化、管理精細化、產品高檔化的理論和實踐。
珠海綠手指份額農園創始人鄒子龍擁有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學位，合伙承租經營300畝土地種植應季有機蔬菜。他說，在珠海經營僅僅一年半時間，有票據的大宗投資已超過1000萬元，其中技術和設備投資占大頭。“很多設備都是高技術產品。噴灌系統是進口的，用手機APP控制，一個淋噴頭就要270多元。”
農業產業鏈實現全流程變革
在傳統小農模式下，農民散戶在原材料購進、田間管理服務、農產品銷售等各環節都處于弱勢，沒有議價權。下鄉資本以其本身優勢促進了整個鏈條的變革，實施企業化經營的“農業企業主”具備了議價權，對農業生產資料和農業技術服務的需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曾經當過多年農村記者的毛志勇近兩年轉行合伙租地做農業。他說，有一次在南昌參加養殖行業會議，看到高檔酒店“客房全滿、客人稀少”的怪現象。原來，飼料企業搶著出錢為養豬老板包房，結果，不少豬老板一個人名下被開了三四間房。毛志勇說：“你種10畝地，農資公司是你的爺，只有他抬價的份，沒有你還價的地兒。你種1000畝地，你就是爺。”
廣東省農業廳經管處處長黃孟欣說，資本在整個鏈條上都有定價優勢，包括育種、生產、經營到包裝運輸。
土地流轉的地租收入，加上外出打工或為土地承租者打工的勞務工資，農民收入比自耕時代有了明顯增長。湛江市城家外村900多畝地流轉出租。村支書符華福說：“村里12年前就開始搞流轉。去年，第一輪流轉合同期滿，又簽了10年，租金每畝850元。年紀大的留守村民給承租人打工，工錢也有100塊至180塊一天。如果農民自己種地，一年都搞不到5000塊。”
許多下鄉資本采用全產業鏈經營業態，農資和農產品加工銷售環節使地方政府有了新的稅源。下鄉資本有較強意愿跟當地政府和村民搞好關系，當地方公益事業需要捐款捐物時，也有了出手闊綽的金主。扶貧攻堅戰中，基層政府一條捷徑是讓貧困戶把扶貧專項資金轉投入當地農業企業，獲得“投資分紅”，快速達到脫貧標準。如以貧困戶名義買豬苗、雞苗或者苗木，“托養”在承租土地的養豬場、養雞場、果園、茶園，場主按時給貧困戶“分紅”。因此，資本下鄉成為基層干部眼中的經營者、農民、地方政府三贏之舉。
工商資本和基層干部成“接盤手”
記者在廣東各地采訪過數十個下鄉資本項目，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投資“起步價”是百萬元，千萬元級也屬尋常。不管種養的是傳統品種還是新興品種，都從勞動密集型轉變為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省內某縣農業局長直言不諱：“有實力的資本家、大老板種地，至少一兩千萬元身家。土生土長的農民想種也種不了。”
記者選取了廉江市兩個土地流轉“經驗村”作為觀察點：青平鎮那毛角村是水庫移民村，除去偏遠、邊角地，800多畝可機械化耕種的耕地基本流轉完畢，還有800多畝林地。良垌鎮中塘村是占地10平方公里的大村，村支書兼村主任全王新帶領的祥瑞專業合作社是示范社，流轉經營本村及周邊縣區土地3000多畝。
大規模土地流轉之后，那毛角村和中塘村農業生產經營者集中體現為兩個層次：身家百萬、千萬元的經營者和日薪100多元的季節性短工。二者之間是少量管理員（長工），月薪三四千元。也有一些管理員少量投資參股，或者被經營者贈送少量股份作為激勵機制。
以祥瑞合作社為例。合作社有的股東經營農資、有的從事勞務招聘。董事會決定種植品種、負責技術指導和銷售。合作社聘幾個有種植經驗的老農民作為“高管”，主持田間管理，主要負責派工、監工。田間耕作靠臨時雇傭季節性短工，按日計酬。
土地流轉第一手合同的年限一般為15年左右，也有按國家合同法規定的最高年限20年頂格簽署，接近一代農業勞動力周期。農戶簽署15年－20年的土地流轉合同之后，一代人將與土地脫離關系，成了影子模糊的“外出打工”者。
土地經營權從農戶手中流轉出來后，即使經營者棄耕退租，也不會退還給農戶。有的是承租人自行尋找頂替者，有的是村委會另行招租。那毛角村有530畝土地流轉期限原本是15年，但第一手承租人經營4年之后，突然棄租走人，村委會重新招商。換手期間拖欠農戶地租4萬多元，一直掛在村委會賬上。
那毛角村流轉土地的接盤手主要有：原籍本村、在廣州做了20多年獸藥生意的余永欣承包了500多畝種木瓜和紅橙；外鄉人李太軍承包了530畝搞種養；做茶葉生意的老板勞福茂承包了300多畝種茶；前村支書和現任婦女主任梁玉鳳（兩人是親戚）合股承包了150多畝搞種養；村書記林榮振本人承包了130多畝種紅橙和藥材。
中塘村2000多畝土地流轉到祥瑞合作社名下，合作社投資模式是按項目招股，如400畝辣椒的股本是140萬元，每股1元。股東有本村村民，也有外來資本。項目完成之后，按股分紅、解散，重新設立項目重新招股。全王新本人除了經營祥瑞合作社之外，剛剛又與外來資本合股流轉了2000畝，開發農家樂旅游。
一些縣、鎮干部也參與其中。湛江市某鎮的一個副鎮長流轉了100畝種紅橙。記者進入廉江市農業局辦公室時，前來“辦事”的農業局退休干部李土文恰巧坐在里面，李土文流轉了200畝土地經營農家樂。
農村流轉土地被稱為“資本拼搶的最后的稀缺資源”。流轉出來的土地經營權成為一種生產資料在市面上流通，一些流轉土地經歷多次的轉手買賣，出現了以“經營”農地經營權謀利的“農業經紀人”。流轉土地每次轉手，依舊須從村委會過一道手續。當經營者因虧損、資金鏈斷裂而棄耕退租、流轉項目爛尾時，拖欠的地租就在村委會“掛賬”。
做這個生意的全王新把自己稱作“農業經紀人”。他說，社會游資對農業投資項目如饑似渴，但收地、整理、種養、銷售過程又長又復雜，風險太大，一般投資者會感覺無從下手。他通過合作社從周邊地區流轉了1000多畝土地，完善基礎設施后加價轉包出去。轉包的租期長短不一，轉包的配套服務靈活多樣。祥瑞合作社可以有償提供技術支持和種植方案，也可以連高管一起出租。轉包者甚至可以把種植、管理、銷售全過程反委托給合作社，自己只作財務投資者。全王新說，廣州一個何姓老板轉包了200畝辣椒，租期5年。全王新每畝每年賺取地租差價200元。
農民散戶擠出效應值得警惕
記者調研發現，下鄉資本往往對農民小散戶產生強烈的擠出效應。專家認為，逐步提高農業生產率，減少農業人口，是農業現代化題中之意；但過猛過快的擠出給“三農”帶來影響和風險，需要評估。
大型種養戶，要么自己兼營種苗、化肥、農藥、飼料等農資，要么以量取勝壓價購進，小散戶在種養成本方面處于絕對劣勢。在農產品價格行情高峰期尚能保本微利勉強支撐，一遇到價格低潮期，小散戶就失去生存空間。
但也有熱心公益的大資本讓農民小散戶搭單分惠，在采購農資和銷售產品時，以相同的價格一并為這些小散戶包辦了。田間管理方面，小散戶可以看大資本干什么、怎么干，依葫蘆畫瓢兒，收成也相當不錯。
隨著產業集中度提高，種養非本地區主流品種的農戶散戶也面臨被擠出的生存危機。遂溪縣和廉江市相鄰，原本都是傳統甘蔗產區。但廉江政府主力發展紅橙，而遂溪主打甘蔗。幾年之后，廉江剩余的蔗農陷入窘境：機耕隊、收購等各種配套服務機構都蜂擁到規模效益更好的遂溪縣，對于廉江蔗農的需求，要么不能在最佳農時提供服務，要么提價，很多廉江蔗農無奈退出。
記者原計劃逐家采訪農戶，但見村里關門閉戶，好不容易逮著的留守者，對家里勞動力的去向語焉不詳，只是含糊地說“去廣州做工”“在深圳做電器”“在鎮上打工”。湛江市要求鄉鎮干部“包村”，“包村干部”每年對自己分工的每一戶村民走訪一次，并建立家庭狀況臺賬。但最完備的臺賬上也只是登記到“外出務工”，沒有更詳細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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