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正文
發展，是一個近代以來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和政治概念，甚至被認為是主權國家、地區組織、城市的主要功能。如果說經濟學和公共政策領域的“增長”概念，近年來已經比較充分的暴露出其不足，那么圍繞“發展”所展開的檢視與反省還遠遠不夠。
政府或民間提出的一連串發展計劃，肩負發展重任的國際組織、各國政府的發展部門，各式各樣的發展研究機構，為世人所熟知。興建交通設施，編制預算開展集中項目投資，建造其他公共基礎設施，建立工廠，采伐森林、綠化沙漠、淡化海水，提供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推進貿易自動化，等等，這些人類活動方式都可以用發展的名義來進行。那么，究竟“發展”是什么？
瑞士學者、日內瓦高等發展研究院榮譽教授、后發展理論思想領袖、發展概念和實踐研究的奠基人吉爾貝·李斯特歸納經濟學及各種發展理論，闡釋了發展概念的基本要素。首先，發展由有時表面上矛盾的一系列實踐活動組成，比如，既可能是有利于貿易的政策，也可能表現為限制貿易的政策；其次，保障社會再生產；第三，普遍地強制改造和破壞自然環境；第四，將社會范圍中非商品化的物品、關系、服務方式，進行商品化；第五，希望不斷增多，也就是說，發展要求增長必須持續化，這正是各種發展戰略的核心所在；第六，通過交換來滿足有支付前提的需求。
吉爾貝·李斯特說，發展事實上成為現代社會的經濟宗教，導致了相當程度上的迷信和盲從。他所著的《發展史：從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一書2001年推出初版后，在全球許多國家引發經濟學界和公共政策領域的熱議，被認為是促成各國對于增長方式和發展理念進行反思的重要推手。這本書的最新修訂版最近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引進出版。
《發展史：從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這本書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闡述發展概念、理念作為一種西方式話語的起源。第二部分則回溯二戰后正式的發展概念、發展經濟學的提出。第三部分討論近年來學界和公共政策領域圍繞發展戰略、發展經濟學展開的激辯，闡述后發展理論，提出超越發展的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思路。
書作者指出，發展概念在現代正式成型，但其概念基礎在西方歷史的很長時間內就綿延不絕。亞里士多德確立的科學方法，就是將事物“自然”發生和生長，定義為發展，并進行具體的測量。啟蒙運動鼓勵人們充分發揮科學與理性的力量，將阻礙認識進步的唯一東西定義為迷信和專制主義，也就是說，后二者被打翻之后，就會迎來知識、科學和經濟的黃金歲月。吉爾貝·李斯特說，“社會、認識和財富的‘發展’符合于奠定了某種大敘事的可能性的自我運動的‘自我’法則，這種觀念深入西方主流思想的核心”。亞當·斯密也因此認為，“富足的進步過程”被認為是“由人的天然習性所強化的需要普遍確立的事物的秩序”。
到了19世紀，進步論隨著社會進化論的流行而更加深入人心，這種理論甚至被用來解釋為何西方工業國家會在近代之后走向富強，而亞非拉龐大地區卻只能積貧積弱。發展就是進步，這樣的觀念被提升為普世真理，并由此塑造了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二戰后走向新興獨立的國家）的整整幾代精英。不僅如此，19世紀這樣一個被歷史學家稱為殖民世紀的100年里，英國、法國等工業國家在殖民地還進行了發展實驗。
二戰結束后，盡管冷戰開啟，但蘇東集團之外的廣大亞非拉國家卻進入了一個充分實踐發展概念的時期。美國總統杜魯門1948年提出“第四點計劃”，即用美國的資金、技術再加上發展經濟學為內核的政策框架，幫助亞非拉新興獨立國家發展市場經濟。杜魯門還發明了“欠發達”的概念。發展經濟學政策的推行目的，當然是服務于美國的戰略目的（與蘇聯競爭，并竭力削弱歐洲國家對于原殖民地的影響力），但最為重要的影響還是推動亞非拉國家建立起接納發展概念、發展經濟學政策內容的發展方式。書中談到，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本是亞非新興民族國家召開的不結盟會議，但這次會議的核心議程卻不僅僅包括倡導亞非國家獨立于美蘇兩極之外，而且還提出了諸多的發展政策建議。
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熱情在20世紀70年代迎來了高潮。一方面，一些新興民族國家通過二戰后的和平發展，的確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國家面貌，增強了國家實力，提供了民生服務保障。另一方面，美國和歐洲工業國家開始陷入經濟蕭條，在中東產油國的禁運壓力下更顯疲敝。這段時期，也因此提出了“世界經濟新秩序”的訴求。
然而，風向很快就被強力逆轉。美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之后走出了經濟頹勢，歐洲國家也迎來了再次振興，反倒是第三世界國家陣營中出現了分化。特別是在美國和歐洲國家減少對新興國家的發展援助后，以及后者幾十年來斥資負債開展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開始面臨難以運轉等問題的情況下，發展這一“靈丹妙藥”似乎失去了其效用。而與之同時，美國和歐洲國家提出了新的發展問題，即發展需要彌補環境成本，發展被重新描述為“可持續發展”，這本身重新確立了工業國家相對于追隨其后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優勢。
之后，“人道發展指標”等加入了教育水平、人均壽命、幸福感等指標的新型發展概念和指標，被逐漸提出。經濟學界也在努力提供對于這樣一些顯得更加全面的新型發展概念的理論解釋，問題是，新型發展概念和指標一旦被用于公共政策或援助政策，就失去了其理論上的奇妙效力。《發展史：從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書中將這種現象稱為自始至終的發展幻影。
書作者總結指出，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滿足民眾需要，都要有必要的增長和發展。但確立一種無論是多么復雜的發展政策框架，以狂熱態度去推廣，往往根本無法收到其預期成效，不僅可能導致寶貴的發展資源落入私人企業或貪腐官員、組織機構之手，在發展過程中造成嚴重的環境和社會問題，讓發展中國家以及許多國家的城市都陷入負債累累的困境，而且因為鎖定了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思路，使得國際組織、富國政府、慈善組織、私人企業以及在一些國家內跨地區開展扶貧救助的官方或民間組織，都不能真正做到尊重貧困地區的社會和經濟需要，不能調動起大眾的積極性并賦予其參與、創造的熱情和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