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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戰略——“一帶一路”倡議
“一帶一路”建設是當代人類發展史上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習近平總書記以推進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為起點，從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經濟體系，促進區域合作、共謀社會發展、實現互利共贏的高度，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是當今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
“一帶一路”倡議從2013年提出至今，習總書記在2016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體學習、2016年8月17日“一帶一路”工作座談會和2017年5月14日“一帶一路”峰會等多個重要場合，有多次重要講話。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既是對“一帶一路”倡議最深刻的闡釋，也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行動指南。深刻領會習總書記關于“一帶一路”倡議的新思想，牢牢把握習總書記關于“一帶一路”倡議的新思路，貫徹落實習總書記關于“一帶一路”倡議的新要求，是 “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遠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
古代絲綢之路所凝練的絲路精神是“一帶一路”的價值底蘊
習總書記指出：“古絲綢之路綿亙萬里，延續千年，積淀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這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古代陸地絲綢之路經歷了先秦萌發、秦漢形成、隋唐繁榮、宋元式微、明清衰落的發展過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經歷了秦漢肇始，唐宋形成，元明清繁榮，清末漸趨衰落的歷史演進。古代絲綢之路綿延兩千多年的歷史，濃縮了亞歐大陸歷經18個世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變遷，見證了東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交融。在商品流通、經貿繁榮的同時，人文交流、科技互動、宗教傳播貫穿始終，在商品互通有無、文化多元交匯、文明包容共存中，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人民共同譜寫了史詩般的樂章，并凝練成“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偉大絲路精神，在人類歷史上發揮了舉世無雙的作用，對推動東西方文明交流與對話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先秦時期，古羅馬進口的中國商品至少90%是絲綢，我國絲綢幾經轉手到了羅馬，已是貴若黃金。阿赫門王朝時期，絲綢產品和生絲是伊朗與我國交易的大宗商品，伊朗人采用薩珊傳統紡織方式進行再加工，賦予中國絲綢新的活力。
從2世紀開始，我國的鑄鐵技術在沿線國家持續得到推廣和應用，對西方工業經濟發展產生重要推動作用。早在漢代，中原地區的種桑養蠶繅絲工藝傳入西域，6世紀開始傳入西方。公元3世紀至8世紀，我國古代造紙術陸續傳入朝鮮、日本、中亞、北非和歐洲。8世紀末，阿拔斯王朝先后在巴格達、大馬士革開辦造紙廠，大馬士革一度成為歐洲用紙主產地。不久，我國造紙技術傳到埃及、摩洛哥。12世紀，西班牙、法國興建造紙作坊，意大利、德國、英國等也緊步后塵，我國造紙術席卷了整個歐洲。
5世紀我國茶葉通過絲綢之路陸續傳入東亞、南亞、中亞、西亞，明清時期風靡整個歐洲。茶葉交易使沿線國家貿易收入大幅增加，帶動了沿線經濟繁榮及相關行業的突飛猛進。茶葉改變了中世紀歐洲人的生活方式，茶葉貿易左右了中世紀歐洲的資本和經濟體系。17世紀，我國瓷器大量輸入中亞和歐洲，西方不僅掀起一股“中國熱”，而且還掀起一場日用品革命，歐洲傳統的生產、生活因此發生重大變化。
古代絲綢之路把中華、印度、埃及、巴比倫、伊斯蘭等古代文明最廣泛地聯結起來，不同民族的文化、宗教、藝術百花爭艷，相互浸染，實現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交流大交融。
儒學于1世紀初傳入朝鮮，5世紀傳入日本，10世紀進入越南，明清之際往來于海上絲綢之路的耶穌會士將其帶入歐洲，對歐洲啟蒙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源于唐朝的律令體制沿絲路散播至東亞諸國，8—10世紀日本、朝鮮、越南紛紛引入我國的科舉制。至17世紀，英、法、德等國效仿科舉制建立了文官制度。科舉制被西方人譽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此外，漢字、漢服、建筑等相繼傳播，對絲路沿線許多國家的文學藝術、生活習慣、社會風俗等產生重要影響。
公元前1世紀末佛教傳遍西域各地，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口授《浮屠經》，是佛教傳入漢地的標志。佛教傳入是外部文化第一次大規模輸入我國，并迅速被我國本土文化改造和吸收，最終融入中華傳統文化。印度佛教藝術，經過我國藝術家和民間工匠的再創造，形成富有濃郁中國特點的佛教藝術，感染了整個世界佛教。
651年，大食首次遣使至唐，伊斯蘭教由此傳入中原。從哈里發時代起，穆斯林在絲綢之路文化往來中，展現了伊斯蘭文明在哲學、倫理學、邏輯學、建筑學、科學、醫學和藝術領域的魅力，對我國多民族社會文化生活影響至深。
曾經活躍在絲路之上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們，歷史無法一一記錄他們的名字，但仍然有不少文化使者名垂千古。627年，玄奘歷時17年西行5萬里，游歷110余國，帶回657部佛經，翻譯經論75部，堪稱繼承印度正統佛教學說的集大成者。753年，六次東渡終獲成功的鑒真，在日本弘傳佛法，開創門派，被日本人民譽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13世紀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馬可·波羅經中東到達蒙古，歷時四年多，于1275年到達元朝大都即今天的北京。他在我國游歷17年后寫下的《馬可·波羅游記》，激起歐洲人對古老中國的熱烈向往。14世紀初，阿拉伯偉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從非洲之角摩洛哥來到我國，開辟了中阿文化交流的新時代。1405年至1433年，鄭和七下西洋，揚帆9萬里，足跡遍及印度洋、阿拉伯海、紅海和非洲東海岸30多個國家和地區，使中華文明遠播四海。
古代絲綢之路的輝煌，不僅在于首次開辟了東西方大通道，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東西方商品大流通、人員大交往、科技大傳播、文化大交融，更在于和平合作的倡導，開放包容的心態，互學互鑒的浸染，互利共贏的理念，這一千錘百煉的價值底蘊，恰恰是絲綢之路充滿活力的不竭之源。
“一帶一路”倡議與古代陸海絲綢之路既存在差異，也有很多共性。我們既能從古代絲綢之路所積淀的經驗中獲取真知和養分，也能從古代絲綢之路所累積的教訓中得到新知和感悟。“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復興，更不是古代絲綢之路的翻版，而是一次偉大的超越。它汲取的是古代絲綢之路文明的精髓，傳承的是古代絲路文明的精神，致力于打造的是互利共贏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光明未來，其內涵和外延都是古代絲綢之路所不可比擬的。
“一帶一路”承載著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習總書記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充分證明，對外開放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隨著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們要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就必須樹立全球視野，更加自覺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全面謀劃全方位對外開放大戰略，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走向世界。”這一論述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緊緊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方向，深刻揭示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基本動因。
我國的改革開放起始于東部沿海，擴展至沿江、沿邊乃至全國，經過30多年的實踐，不僅形成了陸海統籌的對外開放格局，而且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中國的繁榮發展源于改革開放，中國的偉大復興有賴于改革開放。我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積累了巨大的優勢，不僅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了物美價廉的商品、廉價的勞務和巨大的市場，也積累了巨額的資產。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總書記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開放的中國不僅有助于世界和平穩定，而且有助于匯集各方合力引領世界經濟實現新一輪增長，有助于深化普惠金融、綠色金融領域合作，共同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有助于提振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有助于推動創新型、開放型、聯動型、包容型世界經濟，夯實共贏基礎，讓增長和發展惠及所有國家和人民，讓各國人民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人民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改革開放30多年后，我們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這個歷史起點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的新起點，就是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起點，就是同世界深度互動、向世界深度開放的新起點。歷史新起點，帶來發展新機遇，“一帶一路”倡議乘勢而上，順勢而為，為我國更好地、更持續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開辟了嶄新路徑。
“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要通過重點領域的建設，不斷擴大開放，倒逼深層次改革，創新開放型經濟體制機制，全面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形成參與和引領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因此，“一帶一路”倡議成為新時期我國對外開放格局的新引擎，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載體。
四年以來，“一帶一路”建設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互為支撐，同步推進，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全方位開放格局的形成。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能合作、境外合作園區，我國大批企業走向了沿線國家，我國的鋼鐵、水泥、電子、化工、紡織、服裝等優勢產業與沿線國家的需求緊密結合在一起，有效地促進了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的改善、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民生的提高。通過開辦亞投行，設立絲路基金，不僅使國際金融支撐作用更有效地得以發揮，而且促進了雙邊多邊金融合作。通過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廣泛開展經貿合作，大大拓展了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新空間，推進了沿線國家雙邊、多邊和區域、次區域合作，為地區和世界各國共同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
顯而易見的是，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深化，將進一步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和區域協調發展向縱深挺進，從而形成陸海統籌、內外聯動、東西互濟、面向全球的開放新格局；將進一步促進國內國際要素有序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從而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構建有利于國際合作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將進一步通過共商共建共享，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引導全球經濟議程，形成廣泛的利益共同體，實現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的良性互動。
“一帶一路”建設事關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前途，事關我國對外開放的未來，更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帶一路”建設的意義可謂重大而深遠。
“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治理帶來了全新的“中國方案”
習總書記指出：“‘一帶一路’建設把沿線各國人民緊密聯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贏、共同發展，讓各國人民更好地共享發展成果，這也是中方倡議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目標。”因此，“一帶一路”倡議是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是中國提供給世界的公共產品。
“一帶一路”倡議之所以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得到沿線各國廣泛支持，是因為它順應了時代要求，符合各國加快發展、改善民生、維護穩定的愿望，同時它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和人文基礎，引起了沿線各國人民的共鳴。
“一帶一路”建設之所以贏得國際社會普遍贊譽，吸引沿線國家積極參與，是因為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開展跨國互聯互通，提高貿易和投資合作水平，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本質上是通過提高有效供給來催生新的需求，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不僅有利于穩定當前世界經濟形勢，而且將為全球經濟復蘇注入強勁動力。
“一帶一路”建設對于國際社會的意義還體現在，一是通過國際合作，使各國攜起手來共同應對世界經濟面臨的挑戰，不斷挖掘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強各國內生發展動力、促進全球經濟增長，推動經濟全球化向包容普惠方向發展。二是通過國際合作，形成政策協調、規劃對接的合力，共同營造有利的外部發展環境，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三是通過國際合作，把互聯互通作為重點，以重大項目和重點工程為引領，打造基礎設施聯通網絡。持續推動實體經濟更好更快發展，構建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金融保障體系。四是通過國際合作，展開多層次、寬領域的人文合作，營造多元互動、百花齊放的人文交流局面。
在“一帶一路”建設所倡導的國際合作中，“五通”是路徑，“共商、共建、共享”是原則，“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目標。
習總書記提出的“政策溝通、道路連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思路，是“一帶一路”建設穩步推進的基本遵循，不僅內涵豐富具體，而且指向鮮明務實，其中政策溝通是基本前提，設施聯通是優先領域，貿易暢通是核心內容，資金融通是重要支撐，民心相通是社會根基。“五通”為沿線各國朝著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標相向而行，為全方位推動國際合作，為打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確立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明確了任務。
在以往的國際合作中，政治互信問題、政策銜接問題、制度對接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際合作的成效和進度。因此，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必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堅持正確的義利觀，以義為先、義利并舉，遵循平等、追求互利。抓住發展這個最大公約數，在實現我國利益的同時，也要充分考慮和照顧沿線國家的利益。與沿線國家和地區建立起更加緊密、更加高效的聯系，努力實現與沿線國家的發展戰略相互對接，與沿線國家現行的政策法規相互貫通，在減少或降低資本、商品、人員往來中的政策壁壘的同時，與沿線國家形成持續穩定、協調一致的政策行動。
當今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和平發展的大勢日益強勁，“一帶一路”倡議因應世界大勢，致力于把各方潛力挖掘出來，把彼此的互補性結合起來，把不同國家的利益融匯起來，把不同文明的優秀基因融合起來，持續營造地區穩定和平的政治環境，持續促進地區經濟合作與繁榮，最終實現政治上講信修睦、經濟上合作共贏、安全上守望相助、文化上心心相印、對外關系上開放包容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既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徑和支撐，也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橋梁和紐帶。如果說古代絲綢之路給后人最寶貴的遺產是偉大的絲路精神的話，“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一帶一路”建設最核心的價值理念和終極目標，“一帶一路”建設無疑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可能、夯實了基礎。
剛剛閉幕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為國人關注，為世界矚目。與會各國代表共商合作大計，共建合作平臺，共享合作成果，描繪了“一帶一路”建設的宏偉藍圖，擬定了“一帶一路”建設的行動規劃，峰會所取得的系列成果將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得到充分體現。我們有理由相信，植根于深厚歷史積淀、立足于謀求人民福祉、致力于人類美好愿景的“一帶一路”建設，終將締造出人類文明史上新的輝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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