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五大重點任務的重要一年。雖然近年來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工業整體增速進一步放緩，但在創新驅動戰略、制造強國戰略以及“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等國家宏觀政策下，通過一系列“去產能”“去杠桿”“補短板”等措施，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取得顯著成效。
2017年我國工業發展仍將面臨“去”和“增”的雙重挑戰，調整存量、培育增量，進一步釋放市場發展活力，實現新舊動力接續和轉換。高技術產業仍是優化產業結構的加速器，推動過剩產業“去產能”，推動企業提質增效和兼并重組成為調結構的著力點。同時，調結構還面臨著工業基礎能力薄弱、“去產能”存在阻力、地區工業發展兩極分化、產業轉移面臨不利因素，以及企業成本上升、經濟效益下滑等諸多問題。鑒于以上，賽迪智庫提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需要進一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加強工業基礎能力建設，強化“去產能”政策托底，培植新業態形成新增動力，著力推進企業降本減負。
對2017年形勢的基本判斷
(一)高技術產業快速增長形成工業發展新動能
隨著高技術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引領、帶動作用不斷增強，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了動力，經濟增長新動能也快速形成。2016年1-10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1-10月，我國工業機器人生產達56604臺/套，同比增長29.1%;集成電路產量達1063億塊，同比增長19.7%。2016年工業投資增速雖有所回落，但高技術產業投資保持快速增長。1-10月，工業高技術產業投資18274億元，增長12.7%，比工業投資高9.7個百分點;占全部工業投資的比重為9.8%，比去年同期高0.8個百分點。
在高增長投資拉動下，2017年高技術產業仍將保持快速增長態勢。未來，制造強國戰略將加快推進，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工業強基、智能制造、高端裝備創新等重點工程的落實為高技術產業發展提供強大推動力，新型、智能化、自動化設備和高端信息電子產品等新興工業產品逐漸釋放增長潛力，智能制造成為領軍創新驅動的新引擎。高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成為工業增長新動能，加快推動我國產業競爭優勢重塑。
(二)過剩行業“去產能”仍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工作的重要突破口
我國在近幾年來實施積極的化解過剩產能政策，但由于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矛盾突出，去產能又是一項長期、復雜的工作，因此鋼鐵、煤炭、水泥等行業的長期積累的供需矛盾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2016年2月，國務院先后發布《關于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和《關于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文件明確提出，從2016年開始，用5年時間再壓減粗鋼產能1億噸-1.5億噸;用3-5年時間，再退出煤炭產能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煤炭產能5億噸左右。2016年的去產能工作取得初步成效。根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數據，2016年1-8月全國已累計壓減鋼鐵產能3468萬噸，完成全年任務量的77%。寶鋼、河鋼、首鋼、武鋼等眾多鋼企紛紛減產，通過企業控制產能釋放，1-8月全國累計生產粗鋼6.17億噸，同比下降0.1%，生產生鐵6.17億噸，同比下降0.5%，生產鋼材6.17億噸，同比下降0.5%，全國鋼鐵產量有所減少;鋼鐵價格也呈現觸底反彈，到9月末鋼材綜合價格指數為75.56，比年初上漲34.04%，與2015年同期相比上漲23.48%，大部分企業實現盈利。
雖然當前產能過剩行業整體效益有所好轉，但市場仍處于供大于求狀況，鋼鐵、煤炭等重點原材料價格仍處于低位，困難局面沒有根本改變。2017年，重點省份和地區繼續積極采取行動，加緊落實去產能任務，例如鋼鐵大省河北提出，到2020年鋼鐵產能要壓減到2億噸以內，煤炭大省山西、內蒙古等六省份也已經公布了未來3-5年內的煤炭去產能目標，計劃削減產能總量已經高達3.3億噸。隨著從中央到地方層面加大去產能工作力度，化解產能過剩工作將全面深入推進。
(三)推動企業提質增效、增加高端供給，促進制造業升級
當前，隨著我國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國內滿中高端消費供給的問題較為突出，這導致“中國制造”發展后勁不足。在品牌咨詢公司Interbrand公布的2015年“全球最佳品牌百強”排行榜中，只有華為(第88名)和聯想(第100名)兩個中國品牌。而美國擁有超過50%的品牌，我國企業在品牌設計、品牌建設和品牌維護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國家監督抽查產品質量不合格率高達10%，出口商品長期處于國外通報召回問題產品數量首位。我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占比不到0.5%，標準更新速度緩慢，“標齡”高出德、美、英、日等發達國家1倍以上。
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先后發布了《關于開展消費品工業“三品”專項行動營造良好市場環境的若干意見》《發揮品牌引領作用推動供需結構升級的意見》，質量安全標準與國際標準接軌，浙江、上海、山東、湖北等地區紛紛打出“品牌戰略”，積極搶占品牌優勢。2017年，我國將會加強消費需求集中的食品、家用電器、消費類電子、裝飾裝修、服裝服飾、化妝品和日用化學品、文教體育休閑用品等一般消費品領域的產品質量提升和標準體系建設，加大汽車、飛機、高端裝備及工業機器人等領域自主品牌的培育，著力縮小和國際品牌差距，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助力創新、創業，提升我國自主品牌的內在價值，推動產品結構升級和“中國制造”形象的提升。
(四)推動央企兼并重組成為國企改革和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抓手
煤炭、鋼鐵、水泥、船舶等重點行業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部門，也是國有資產較為集中的行業領域，隨著國企改革與結構性改革兩大國家戰略重疊面的增加，推進央企并購重組成為國企改革的一大主線，也是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增效益的重要途徑。自2015年初至2016年10月底，我國發生了10起央企合并案例，其中2015年6起，2016年至今4起，整合成為目前的103家，例如南北車與中車、中國遠洋與中國海運、五礦與中冶、寶鋼和武鋼等央企合并，行業覆蓋軌道交通、航運、建材、有色、核電等。2016年7月公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與重組的指導意見》首次提出“四個一批”概念，明確了央企兼并重組的目標及重點工作，再一次拔高了兼并重組在國企改革全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2017年，產能過剩行業的央企進行并購重組還存在很大空間，這些行業領域的央企重組很可能是政策調控的重點。
(五)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推動產業轉移步伐進一步加快
2016年，“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建設和京津冀一體化三大發展戰略取得顯著成效，推動形成國內外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格局。
根據商務部數據，2016年前三季度，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額達到6899億美元，在沿線國家建設了50多個境外的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179億美元，簽訂的承包合同總額達746億美元，中老鐵路、土耳其東西高鐵等一大批有影響力的標志性項目逐步落地，區域合作機制也邁出實質性的步伐。2016年3月，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發布《長江經濟帶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方案》;9月，《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印發，提出“一軸、兩翼、三極、多點”發展格局，長江經濟帶沿線省市的產業聚集效應也在逐漸顯現。京津冀協同發展已經進入“快車道”。2016年6月，工業和信息化部會同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制定了《京津冀產業轉移指南》，京津與石家莊、唐山、滄州、保定、張家口、承德等城市開始共建不同形式、不同類型的產業園區，發展“飛地”經濟，建立起協同創新機制，形成中關村“一園多地”的發展布局，京津冀交通、能源、信息等重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取得實質進展，加快要素市場一體化建設。三大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加快推進我國產業在更大區域內實現轉移，在轉移中實現調整升級，引領我國未來若干年區域結構發展新格局。
五大瓶頸亟待解決
(一)工業基礎能力薄弱成為產業升級的關鍵制約
基礎材料、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基礎工藝和產業技術基礎(簡稱“四基”)構成了整個工業的基礎能力，這些基礎環節的缺失造成我國工業長期依賴進口，工業基礎能力的問題解決不好，導致整個制造業的提升受到制約。基礎材料方面，我國在高性能不銹鋼和鎳基合金兩種材料領域的產量遠遠無法滿足國內發展的需要，目前世界高性能不銹鋼產量約為30萬噸，而中國產量只有1萬噸。長期以來，我國缺“核”少“芯”的問題一直存在。目前國內近八成的芯片依賴進口，其中高端芯片進口率超過九成，芯片也超過石油成為國內第一進口大戶。在2015年銀行卡“磁條卡換芯”工作中，僅荷蘭恩智浦一家公司就占據我國超過95%的市場份額，剩余市場也被德國英飛凌與韓國三星等國際巨頭瓜分。在軟件方面的操作系統等基礎軟件基本上都由國外掌控，光纖光纜生產所需的四氯化硅等關鍵材料嚴重依賴歐洲和日本企業。其他基礎零部件也是如此，例如滾動軸承的40多項國際標準沒有一項是我國軸承行業主持執行或參與制定的，甚至圓珠筆頭上的‘圓珠’也仍然需要進口。
(二)“去產能”工作存在較大困難和風險
本輪“去產能”要比以往面臨更多的風險，但可用政策工具的實際調控能力相對卻弱化，處置起來尤為困難。
一是職工安置風險，能否妥善安置這些職工將成為“去產能”工作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雖然國家已經制定實施了內部安置、外部轉崗、扶持創業、內退和公益性崗位“托底”等安置職工的政策，中央財政資金拿出1000億元主要用于職工安置，但操作起來困難依然很大。鋼鐵等產能嚴重過剩行業職工長期以來存在職業慣性，一方面現有技能無法適應新的崗位，另一方面很多人年齡偏大力不從心，心理上無法接納轉崗，如處理不好，引發職工不滿，就可能造成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
二是債務風險。鋼鐵、煤炭等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都屬于高負債率行業，不僅欠銀行的債，還可能欠其他企業甚至是一些民間資本的債，特別是一些民營鋼鐵企業，由于獲得銀行貸款相對困難，很可能會大量向民間資本借債，并形成連還債，一旦某一個環節破裂，會引發連鎖反應，甚至會造成金融系統性崩盤。因此，銀行及其他債權人一般不希望企業走破產清算的道路，地方政府部門也不敢輕易讓企業破產清算，這些都給落后產能退出帶來巨大阻力。
(三)地區工業經濟增速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
2016年全國各省市區工業經濟增長穩中緩，同時地區兩極分化的問題仍在加劇。從工業增速來看，1-10月，東部地區的天津、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省的工業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國6%的平均水平，分別達到8.3%、7.8%、6.4%、7.8%、6.8%和6.7%;中西部地區的重慶市達到了10.4%的工業增加值增速，位列全國第二(西藏位列第一);而東北地區增長緩慢，遼寧省呈現-15.5%的負增長，比去年同期的-6%的增速繼續下調了9.5個百分點，黑龍江省增速1.8%，低于全國水平4.2個百分點;山西省工業增加值增速為0.4%，低于全國平均水平5.6個百分點。從數據看，產業結構合理、轉型升級超前的地區，經濟保持了持續健康發展，而以石油、煤炭、鋼鐵等重化工業為主要支柱產業的地區，受傳統原材料產業持續低迷的影響導致工業增長動力不足。雖然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定慣性，但產業結構單一地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已經刻不容緩。
(四)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面臨諸多不利因素
在“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建設”等國家戰略深入推進的大背景下，我國區域產業轉移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但隨著經濟下行的壓力加大，勞動力成本的持續上升，不少企業為維持利潤空間和市場競爭力，采取裁員降薪等措施，中西部地區人才吸引力逐漸下降，勞動力市場收窄，抑制了部分產業向中西轉移的動力。2016年1-10月，黑龍江、山西、青海、寧夏等中西部省份的累計固定資產投資都是個位數增長，遼寧省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增長甚至達到-63.7%的負增長，而在東部等其他地區大部分省份的固定資產投資都達到兩位數的增速。中西部地區的物流成本、產業配套、基礎設施條件以及法律法規和市場環境等因素尚待進一步完善，公共服務能力也有待進一步提升。在推動產業轉移的政策執行方面，多采取建園區、搭平臺等方式，區域特色優勢及差異化發展戰略不明晰，減緩了地區間產業轉移的步伐。
(五)企業普遍經濟效益下滑為轉型升級帶來壓力
2016年前三季度，工業虧損企業累計55632家，比上年同期增長1.5%，虧損數占到全部工業企業總數的15%左右。其中，國有工業企業虧損1020家，比上年同期增長2%，占國有工業企業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公布的2016年三季度中國中小企業發展指數(SMEDI)為92.3，由降轉升，比上季度上升0.3點，總體平穩趨強，但中小企業發展指數低位小幅波動的態勢將持續。隨著企業的利潤空間收窄，企業降本增效的壓力逐漸加大。2016年前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成本為85.9元，略低于去年同期的86.0元，但工業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的總體趨勢并沒有得到根本轉變。根據發改委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中小企業融資成本長期居于高位;中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在16%以上，物流費用占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至今未低于8%，這些指標均高于同期的美國、日本等國。為企業降成本成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
對策及建議
(一)進一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創新是制造業發展的重要引擎，是實現我國制造業從依賴、到追趕、再到超越的關鍵動能。一是在國家層面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實現打破國外技術壟斷的重大突破，推動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采取網絡化結構、市場化運作的方式來解決高端共性技術問題。二是提供強有力的科技基礎設施投資，特別是通過建設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學和體制完善的共性技術研發機構，為這些企業提供基礎研究和競爭前技術支撐。三是加速科技成果產業化，實現成本約束下新技術路線的二次研發，使核心技術落地轉化形成產品、標準和技術體系。四是完善中小企業公共服務體系，開展提升管理能力、產業工人技能和生產工藝水平的公共服務，激發企業的內在發展活力。
(二)加強工業基礎能力建設
工業領域任何創新，都是基于基礎材料和基礎工藝。我國同美國、德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工業發展水平存在差距，追根溯源都是工業基礎不行。因此，一方面，我們應充分重視工業基礎能力建設，花大力氣“補短板”，加快基礎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和產業技術基礎的研究和發展，切實提升工業基礎能力;另一方面，應加快落后技術和工藝的淘汰力度，為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創造市場，確保企業有足夠的盈利能力來支撐產品、技術、工藝換代更新。
(三)強化“去產能”政策托底
依托2016年國務院部署“去產能”下發的“1+8”個配套的文件，財稅、金融、社保、國土、環保、質量、安全等多個部門完善落實細則，形成政策合力。針對涉及企業職工轉崗、安置、再就業等問題，實施“一企一策”的研究制定應對預案，啟動就業扶持計劃，對無法就業人員政府開辟公益性崗位進行托底安置，堅決確保社會穩定。完善市場機制，采取清理閑置土地、推進土地流轉、鼓勵工業用地再開發等方式盤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加快推動金融創新，帶動沉淀資本轉移;完善社會保障和勞動者薪酬機制，鼓勵勞動力向新興產業轉移等。
(四)培植新業態，形成新增動力
產能過剩行業正在成為國內經濟發展的阻礙，在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更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打造“雙引擎”。積極探索和發展基于互聯網的個性化定制、眾包設計、云制造、協同制造、工業大數據等新模式，加快推進試點示范，構建開放共享型的產業生態體系。鼓勵發展服務型制造和生產性服務業，促進制造企業提供基于互聯網的智能監控、遠程服務、全產業鏈追溯等高增值應用服務。推進網絡化制造平臺建設，形成跨系統、跨行業、劃區域、跨企業及消費者的網絡協同制造服務體系。通過實施“大眾創新、萬眾創業”、“互聯網+”等戰略，提供更多的再就業崗位，提升社會整體勞動生產率，通過培植新業態，從而形成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五)著力推進企業降本減負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各項成本過高極大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創新投入，降低企業成本、為企業減輕負擔是下一步我國政府要重點加強的工作。目前國家層面已經提出了降低稅費負擔、融資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一攬子政策計劃，各級政府在落實過程中，要敢于在改革的“痛點”上有所作為，通過降低企業負擔，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生存環境，提升企業在轉型和創新方面的投入力度和發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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