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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微杜漸
但是，應該承認，這些都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威脅。各個國家的領導者都承認風險的存在，而且也在做各種各樣的努力，難道不是嗎？非常不幸的是，事實并非如此。我們對許多顯見的風險進行了追蹤調查，結果很不樂觀。各種高調的峰會一個接著一個，從Ｇ20（二十國集團）經濟合作論壇到聯合國環境氣候變化會議等，凡是我們能想得起來的，無一不是大肆宣揚招待各國領導人的高級酒店、奢華餐飲、配套的參觀旅游和周密的安保措施等。各國領導人的初衷無疑是好的，但是在災難來臨時，也只會歇斯底里地亂喊亂叫。
每一年，世界經濟論壇都會做一項調查，詢問1 000名CEO，有政府機構的和傳媒領域的，也有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問題的內容包括：列舉他們認為的、近期極有可能發生的、對他們產生影響的危險以及這些危險對他們的沖擊有多大。2007年發表的《全球風險預測報告》第2版中，將資產價格崩盤列為潛在風險嚴重性的第1位，同時將它列為潛在風險可能性的第6位。截至2008年，這份風險預測報告一直將“財務風險誤判”作為其關注的核心問題。恰恰就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前的幾個月里，這份報告指出：預計的房產市場衰退、流動性資金緊縮和高居不下的油價都實實在在地發生著，推高了經濟崩潰的風險性。盡管這份報告以經濟界的領導者們自己的評估為基礎，而且在2008年1月的經濟論壇年會之前被及時地發表了，但是卻沒能引起那些集結在瑞士的達沃斯會議的經濟界領袖們的重視。他們不愿意接受自己的預測。
2013年，金融體制內的體制性失敗已經在上述風險預測的名單中高居榜首了，其后是溫室氣體排放和對環境變化的適應。受訪者們把可能性和破壞性一并看成不可分割因素，列舉了以下潛在威脅：貧富差距加大，無以為繼的政府債務，全球范圍的流行性疾病，網絡安全隱患，未加妥善管理的城市擴張，淡水供應危機，食物短缺，人口老齡化的相關問題，日益高漲的宗教狂熱。2013年，受訪者們被要求給他們自己所在的國家評分，即應對經濟和環境危機的能力由低到高，最低分是1分，最高分是5分。受訪者最多的10個國家中，有6個得分為35分，有4個得分為3分。換句話說，這些國家在對未來風險的防范方面都表現平平。瑞士、德國和英國得分最高，美國和中國緊隨其后；俄羅斯聯邦和日本得分最低；印度、巴西和意大利居中。
其他調查報告的結果也都與此大同小異。當聯合國全球契約和埃森哲公司在2013年調訪1 000名CEO的時候，其中只有32%的人認為：世界經濟，在環境和資源允許的范圍內，朝著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求的方向發展著。另外，只有33%的CEO認為：世界經濟在迎接這些挑戰方面做了充足的準備。5
兒童死亡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每天仍然有18萬名兒童死于可預防可控制的疾病。根據聯合國兒童救援基金會（UNICEF）的統計，這些疾病導致兒童死亡的比例為：肺炎的死亡率是17%、腹瀉的死亡率是9%、瘧疾的死亡率是7%。它們是致使兒童死亡的罪魁禍首。這些兒童的死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為我們知道這些疾病的致病原因，治療和預防這些疾病的資金投入是我們負擔得起的；在消除這些可怕疾病的必要性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分歧。
有時候，我們自認為已經很努力了，但是我們卻完全錯了。關于臺風海燕的最初新聞報道表明人們事先的準備非常充足，已經將一場災難消之于無形。當臺風在2013年11月襲來的時候，美聯社的一篇文章中說菲律賓人對預防災害以減少死亡的準備工作更加認真了。“政府機構的公告非常頻繁，總統和其他高級別官員的警告在收音機、電視和社交網站上定期反復播放。”文章說，“總統阿基諾三世（President Benigno Aquino Ⅲ）不斷地安撫民眾：菲律賓已經以備戰狀態做好了迎接臺風的準備工作，3架C-130空軍貨機和32架軍用直升機隨時待命，此外還有20艘海軍艦船備用。”然而，24小時后，新聞報道出現了很大逆轉：死亡人數高達1萬人，撤出人數高達60萬人。6很多時候，無論做多少準備工作都是遠遠不夠的。
在歷史上的歷次臺風中，因為領導者的過于自信和驕傲導致平民死亡，海燕不是唯一的一次。在新奧爾良，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在2005年1月與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官員共同參閱了一份詳盡的113頁的災難預防計劃書。計劃書以一個命名為帕姆（Pam）的模擬颶風為基礎，分析了三種類型颶風的具體災難性影響: “數以萬計的死亡人數”“漂浮的棺槨”“會導致空氣和水資源中出現大量有害物質”。然而，颶風卡特里娜——臆想中的颶風模型帕姆的最近一次現實演練——在同年8月登陸了。此時距離市政高官們參閱計劃書、了解該如何為颶風的到來做好準備工作的那個時候，相隔不過數月。此外，市政廳還在卡特里娜颶風到來前的那一個月中召開了關于颶風準備工作的研討會，在卡特里娜颶風到來的那個月的最初幾天里推遲了颶風預防工作，并且拒絕采納任何關于預防颶風的建議。颶風的威脅要多明顯就有多明顯。應對計劃書也明明就擺在那里。然而，人們表現得好似颶風根本就不存在，為颶風做準備也好似根本就沒有必要。那個不確定事件的微小因素——颶風何時到來和會有多大破壞性——足以讓政府高官以此為由，拒絕行動。
我們都明白，越早著手，就越容易解決問題，而且成本越小：未雨綢繆遠勝于亡羊補牢。這樣的理論可以追溯到醫學之父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一分的預防遠勝于十分的治療（MorbumEvitare Quam Curare Facliusest）。“預防勝于治療”，法國人這樣說：“Mieuxvaurprevenirqueguerir”;德國人這樣說：“VorsorgeistbesseralsNachsorge”;在西班牙語里是“Mas vale prevenirquelamentar”;在瑞士語里是“Battrestammaibacken an i an”（堵住小溪總要比堵住大河容易得多）。
天啊，這些格言雖然在理論表達上堪稱完美，但總是不能被付諸實踐。在影響我們思想和行為的那些人類劣根性里面，慣性是強大的一個，能阻止我們跳出固有的思維行動模式。有多少個學生不到最后一刻絕不寫學期論文？又有多少個學生明明知道早點復習準備考試，會更輕松，也會更容易獲得好分數，但仍然會在考試之前才開始通宵達旦地復習？你是不是一直拖著不去給汽車加油，直到過了推薦日期？（修理發動機的費用遠遠高于一次簡單的加油。）我們知道從打印機沒有油墨到重新裝滿油墨的這段時間里，會生出多少的麻煩和不方便，但是我們沒有因此而行動起來。從打印機出現加墨提示到打印機真的沒有油墨，這期間我們無視了多少警示信號？想想拖延癥問題對那些公司、政府機構里工作人員產生的影響吧。如果發生在領導者的身上，后果就更嚴重了，因為他們的決定涉及億萬人的切身利益。
漢斯布林克（The Hans Brinker）故事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荷蘭小男孩從水壩處經過，發現了水壩上的裂縫。這個水壩的建立是為了防止河水淹沒農田和村莊。如果他不知道這樣輕微的漏水會最終演變成洪水的話，他就不會想到要去拯救他的村莊。嗚呼哀哉，這個傳奇故事最終被證明不是荷蘭的，它只是一個美國作家豐富想象力的產物。不僅是水壩裂縫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水壩是巨大的土堆，不可能像故事中描述的那樣裂開——而且，即便是水壩裂開，要挽救一個即將垮掉的水壩，僅憑動動手指，也絕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道理卻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同醫學之父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的名言不謀而合：果斷及時的行動會使事情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
無論我們曾有多么美好的初衷，多數情況下，我們面臨災難威脅所采取的行動，都發生在已經避無可避而且成本最高的時候。這樣，一個惡性循環形成了：我們付出大量的金錢和精力去處理各種災難性事件——這些事件如果能被早點解決的話，就不會這么麻煩——所以認為自己沒有足夠的資源去預防阻止其他災難性事件了。同樣，我們沒有錢給我們的汽車加油，因為我們的錢都用來更換發動機了——如果我們能有先見之明，早點給汽車加油的話，發動機根本就不會壞掉。這就是灰犀牛威脅論的核心矛盾：當我們可能遇到的危險還處于萌芽狀態時，我們會感覺手頭緊迫，無暇顧及，所以致使防范措施擱淺；當危險真正來臨，損失已經不可避免，此時此刻，我們雖然有應對災難的財力物力了，但無論我們是想減少損失，還是想事后收拾殘局，其費用都會是天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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