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約車該不該管，應該怎么管？看不看得見“西嶺雪”竟然和經濟發展質量有關？在15日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上，來自不同領域的經濟學者從專業角度，解讀和預判了產權、動力、質量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取向作用。
展望2017年中國經濟，不少專家認為，經濟下行壓力仍未減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問題仍然很多，不少制度層面上的問題亟待從法制角度加以規范。
產權 繞不開的締約權
供給側改革繞不開產權問題的研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認為，網約車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他說，締約權的問題在當下發展過程中顯得日益重要，在網約車改革中，決策層面對于締約給予的自由度仍然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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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車到底能不能從事經營活動，引起很大的爭議。其實，只要不影響社會公益和秩序，應該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周其仁說。
周其仁認為，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越往市場經濟的深處走，使用權的問題越容易界定清楚，也更容易得到保護。但難度會集中到轉讓權。
他解釋說，在現實中，很多要素資源轉讓形式非常多，也有各種各樣的合約形式，締約權的問題就越來越重要。網約車引發的爭議，就是關于締約權問題的集中體現。“下一步圍繞締約權，兩個傾向要注意。一是不要危害社會利益的自由度，二是對侵犯社會利益的監管要到位。”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他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去年11月出臺的《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十分重要，《意見》不僅提出了房屋產權問題，對怎么解決企業家“原罪”，法不溯及既往做出了解釋，給民營企業家吃了定心丸。樊綱認為，《意見》的出臺，解決了之前政府和民營企業合作過程中，由于時間和人為因素造成的反悔情況。同樣的，產權問題也是PPP立法中繞不開的痛點，樊綱認為，要促進民間投資，需要消除制度性障礙，加強產權保護，提高民營企業的投資信心。“有損于公眾利益的事情必須立法禁止，在沒有禁止的情況下，應該允許企業去嘗試、去試錯。”樊綱說。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直言，現在應該抓緊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對涉及重大財產處置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民營企業和投資人違法申訴案件，應依法甄別。確實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使用法律錯誤的錯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糾正，并賠償當事人的損失。
動力 以改革保護企業積極性
社保費用到底高不高？被質疑尚未看到成果的減費降稅到底對拉動實體經濟有沒有作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細算了一筆明細賬。他認為，社保繳費的比重偏高是中國企業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白重恩表示，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我國的稅費包括所得稅、社保繳費等，繳費比例約為68%，遠高于其他一些地區的繳費平均值。具體而言，美國為44%，瑞典為49%，德國為49%，印度為61%，而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僅為34%。
在世界銀行的數據中，這些稅費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社保相關稅種，一類是其他稅種。白重恩說，數據顯示，我國社保繳費占企業的盈利為49%，不含增值稅的其他稅種占比為20%。但在國際上，美國的社保繳費比例僅為10%，福利更好一些的瑞典是35%，仍然比我們低。
白重恩認為，降低包括社保費用在內的稅費和政府加大投資刺激經濟這兩種手段，是從財政角度尋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新動力的兩種方法。他認為，通過降低稅費的方式能夠更好地刺激企業的積極性，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會引導更多的市場手段的投資，并且能有效增加經濟動力。
另一方面，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吳敬璉認為，當下的出路就在于切實推進改革，使市場能夠在稀缺資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
吳敬璉說，過去的一年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路線圖和時間表的基礎上，發布了多方面的指導意見和實施方案。有關“四梁八柱”改革的文件大部分都齊備了，這些文件規定的改革方向明確，措施得當。“問題在執行上，比較婉轉地說，還不夠得力。”吳敬璉說。
吳敬璉認為，2017年要做的就是在執行上花更大的力氣，讓這些決定、這些文件得到真正落實，從而為我國的資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給效率的提高提供一個堅實的制度基礎。
質量 更加注重潛在增長率
“成都到底能不能看見西嶺雪？”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說，過去，成都人都認為“窗含西嶺千秋雪”是不太客觀的事情，僅僅是詩意而已，因為成都根本看不見西嶺。
然而，汶川大地震后，當地經濟運轉出現暫停，成都人驚奇地發現，竟然能夠看到西嶺了——原來之前看不見僅僅是因為工業太多導致了污染。
蔡昉由此說到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中，對于經濟質量的要求。他認為，經濟增長的質量，首要就是不能以犧牲資源、生態、生產安全為代價。其次，有質量的經濟增長應該注重潛在增長率帶來的增長，而不是刺激政策。第三，有質量的增長是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增長，但產業結構調整是以生產率的提高為導向的。第四，有質量的增長是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不是傳統動能延續帶來的增長。
蔡昉分析說，當前空氣質量和經濟活動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替代關系。當工業產出下降的時候，空氣質量會改善，反過來也是一樣。“在經濟發展方式沒有根本轉變的時候，這個替代關系是存在的。找到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才能解決這個問題。”蔡昉說。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認為，追求增長質量，還應關注杠桿水平的變化。“我們最近做了一個研究，得出這么一個結論，就是當國家債務率與其長期債務水平的偏離度超過十個百分點之后，似乎很少有國家能夠避免接下來出現的信貸危機。”
哈繼銘具體分析說，美國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在2007年、2008年的時候債務率偏離超過十個百分點，之后就出現了金融風暴。在歐洲一些國家，比如西班牙，一度偏離度達到40個百分點，中國現在是30個百分點。中國在穩定增長的同時，也要努力地降低杠桿率。只有這樣，才能使增長的質量有保障，并規避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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