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啟近一年的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近期有望進一步擴容。《經濟參考報》記者獲悉，監管層確定的首批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銀行以國有大行為主，第二批試點銀行將擴容至部分大的股份制銀行和個別城商行。部分新入圍的試點銀行已經在儲備新的證券化產品，這些證券化產品的基礎資產既包括對公不良貸款，也包括個人不良貸款。
隨著我國銀行業整體資產質量的持續下滑，此前曾停擺約八年的不良資產證券化于去年初重啟。2016年2月，工行、建行、中行、農行、交行和招商銀行6家銀行獲得首批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資格，總額度500億元。去年年內，第一批6家銀行共發行14單證券化產品，累計發行額為156.1億元。“試點擴容之后，總額度應該還在500億之內。”一位了解情況的業內人士說。
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首批試點銀行以國有大行為主。參與了多單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的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陶堅表示，國有大行在不良資產證券化持續發行方面的能力非常突出。實際上，不良資產證券化在資產篩選、盡職調查、價值評估、交易結構論證及最終銷售定價等各方面所需要的時間遠多于正常類貸款的證券化，且過程復雜性也更高。因此這種持續發行能力實際上也正是國有大行在特殊資產管理、協調規劃和處理能力優勢的體現。而對于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而言，對不良資產證券化大門的開啟既期待已久，又忐忑不安。
“若獲得第二輪試點機會，一方面說明監管機構已經認可這些銀行的整體實力和不良資產的處理能力，另一方面這些銀行也可以拓寬其不良資產處置的途徑，提升銀行在轉讓過程中的定價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和分享不良資產清收的成果，對銀行的財務指標和監管指標的改善均有幫助。”陶堅說。
實際上，若從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指標角度觀察，城商行消化不良資產的壓力較其他銀行而言更大些。中債資信結構融資一部技術總監李品表示，城商行參與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各類動力都比較足，因為這種處置不良資產的手段可以直觀降低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改善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和撥備覆蓋率，騰挪被不良資產占用的準備金和授信空間，進而去發展更優質的增量資產。
此前發行的14單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基礎資產涵蓋了對公不良貸款、信用卡不良貸款、小微不良貸款、個人住房抵押不良貸款和個人抵押不良貸款等五種類型。多位業內人士表示，隨著試點擴容，預計未來以個人貸款作為基礎資產的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將更多地涌現。
“從特點上看，與國有大行相比，部分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個人類貸款業務在行內整體業務占比相對較高，個貸類資產近兩年不良率增長較快且其處置方式不能像對公不良貸款一樣批量轉讓，因此個貸類不良資產作為基礎資產重整為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的訴求較高。”李品說。
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發布的《2016年不良資產支持證券市場運行報告及展望》也稱，從產品類型來看，對公不良資產支持證券面臨單戶入池貸款金額大、借款人集中度較高、借款人行業、地區及擔保類型不同等問題。基礎資產的同質性較低，一般需要采用逐筆盡調的方式進行估值，所耗費的人力成本、時間成本較高，且發起機構可以通過批量轉讓的方式處置對公不良資產，因而通過發行對公不良資產支持證券處置不良資產的動力有所不足，預計2017年發行規模有限；而針對零售類不良資產，發起機構目前還不能進行批量轉讓，且零售類不良資產的估值方法主要依賴歷史數據的分析，所需要的人力成本和時間成本較低，預計2017年零售類不良資產支持證券將繼續擴容。未來如車貸、消費貸等其他同質性較強的零售類不良貸款可能也將陸續出現在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市場中，起到豐富基礎資產種類的作用。
不過，李品也坦言，由于個貸類不良貸款通常入池筆數較多，從千余筆到幾萬筆不等，這就需要發起人能夠提供數量充足且時間長度足夠的歷史數據，但目前國內對完整經濟周期下各類不良資產回收情況的數據積累尚且不足，甚至有些基礎資產自身存續的小周期數據都不全，這就為評級帶來很大挑戰。
實際上，盡管已試點近一年，我國不良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仍面臨不小挑戰。陶堅表示，第一批試點項目暴露出不良貸款估值分歧較大、成熟投資者群體缺乏、次級投資者對預期收益要求過高等問題。針對第二批試點，陶堅稱，目前一些私募基金對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過程參與和投資表示出強烈興趣，監管機構可以考慮規定和規范私募基金介入，從而擴大投資者范圍。還有就是可以允許和促進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投入到第二批試點項目的次級投資、流動性支持或中介顧問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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