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往年年初貿易救濟密集立案，今年開年卻是略顯平靜。新發起案件方面，僅有澳大利亞、印度分別對我鋼鐵和化工產品發起1起反傾銷調查。然而，這可能只是暫時的。事實上，從近期美歐連續對我國產品裁出畸高稅率以及濫用規則的做法，可以預見貿易保護主義正變本加厲。展望今年貿易摩擦形勢，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局長王賀軍表示：“規則環境日趨惡化，今年形勢會更加嚴峻。我們會積極應對，切實維護企業利益。”
近期，美歐連續對我國產品裁出畸高稅率，其中，美國對我不銹鋼板帶材裁定反傾銷稅率最高達76.64%，反補貼稅率最高達190.71%。事實上，對于利潤率可能只有5％至10％的行業來說，10%的稅率就足以對中國產品完全關上大門。
為何稅率如此之高？王賀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一語中的：“除了抹黑中國外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試問哪有產品會有那么高的利潤率？”他指出，許多貿易案件已被政治化，成為部分國家轉移國內經濟壓力、質疑我國經濟政策和制度的工具。
如此高的稅率又是怎么得出來的？具體而言，反傾銷稅率方面，美歐無視世貿規則，繼續使用不公平、不合理的“替代國”的做法，用遠高于我國成本的第三方國家的成本數據來核算。按照我國入世協定，“替代國”做法應于2016年12月如期終止，而目前美方并未承諾執行，歐盟至今沒有完成修改法律，履行“15條義務”的程序，在新提案中，雖然廢除了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名單，卻又制定了“市場扭曲”的4條標準。“我們對比發現，事實上與原來替代國那套標準沒有本質區別。”王賀軍說。
反補貼稅率方面，則是通過認定國有企業提供原材料和國有銀行提供的貸款屬于補貼來推高稅率。“比如說，他們提出國有企業構成補貼的證據之一就是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是黨員，認為受到政府控制，將此和企業獨立經營混為一談，與事實完全不符。”王賀軍說。
記者采訪到的我國應訴企業代表紛紛表示，美歐在調查中也是百般刁難，逼得我國企業沒法應訴。例如，要求我國企業提供很多龐雜的、和調查案件本身沒有關系的數據；此外，國外企業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提起申訴，調查機關反倒要求我國企業來證明“不存在”。
“我們說貿易保護愈演愈烈，并不僅是因為案件數量高發，更是源于上述世貿成員無視規則、濫用規則的做法，已經使得國際貿易規則環境日益惡化。”王賀軍告訴記者。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我國將美國國有企業單獨稅率已經訴至WTO并且獲得勝訴，而美方仍在延續錯誤做法，我們正在提起執行之訴。
事實上，從去年開始，貿易保護已經明顯升溫。根據世貿組織統計，2016年世貿成員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月均數量達到2009年以來的最高點，我國已分別連續21年、10年成為遭遇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2016年全年共27個國家（地區）對我發起貿易救濟調查119起，涉案金額143.4億美元，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同比上升36.8%和76%。也就是說，去年一年平均每三天就有一起貿易救濟立案，平均每案的涉案金額超過1億美元。
而貿易摩擦的實際影響很難用涉案金額去簡單衡量。王賀軍指出，涉案金額是根據立案當年的出口金額累計加總保守估算，并不能完全反映對國內產業的影響。一個貿易救濟案件至少是五年，這樣當年的數據就要乘以五，如果考慮到技術進步、改造升級、市場擴大等因素，出口金額就更加龐大了。更何況好多案件并不是五年結束，經過日落復審等調查，十年、二十年的也不在少數。
另一方面，企業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對于企業摸清產業脈絡、感受升級方向是很重要的，而很多案件直接把中國企業未來的市場空間堵死了。這筆損失更是難以用數字估算。
貿易摩擦根源在于國際產業競爭，世界經濟增長乏力之時往往貿易保護就會高發。展望今年形勢，王賀軍指出，考慮到世界經濟復蘇跡象尚不明顯，且各國尚未形成支撐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政策取向偏向自顧和貿易保護主義，2017年我國貿易摩擦形勢可能更加嚴峻。預計鋼鐵、鋁材等產品仍將是貿易摩擦的重災區，圍繞高端產品的貿易摩擦也會加劇。
“山雨欲來”之際，王賀軍稱，我們不希望發生貿易戰，畢竟在全球產業鏈分工日益細化的今天，貿易救濟措施是一把“雙刃劍”。不過，“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們會做好充分準備，也有實力維護自身正當權益。
概括起來，就是“攻守兼備”。應對方面，面對國外的案件，我國發揮中央部門、地方部門、商會協會、企業“四體聯動”工作機制，積極應訴抗辯，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既是維護產業利益，也是為了表達出我方堅決維護世貿規則的決心。
同時，作為越來越成熟的世貿成員，我國運用規則，通過雙邊和多邊協調機制主動維權也已日趨嫻熟，我們也在運用貿易救濟調查維護中國產業利益，按照世貿組織的統計方法，我國已經主動發起了214起貿易救濟調查。同時，我國作為申訴方，在世貿爭端解決機制起訴的案件已達十余起。其中，包括訴美反傾銷措施案、訴歐盟緊固件反傾銷措施案原審和執行之訴，均獲得重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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