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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歷史演變

同一個國家的富人與窮人之間1~3倍的工資差距或1~4倍的收入差距，或者在富國與窮國之間1~10倍的差距，是要保持不變、加劇抑或縮小呢?
　　對馬克思和19世紀的社會主義理論家而言，即使他們并未以該方式加以量化，他們得出的答案也幾乎不再讓人生疑：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在于不斷加大對立的兩個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不平等，無論是在工業化國家內部，還是在富國與窮國之間。此類預測很快遭到質疑，哪怕在社會主義潮流內部也受到質疑。無產階級化的理論站不住腳，伯恩斯坦在1890年如是寫道：“相反人們觀察到社會結構變得多樣化，并且財富在社會越來越廣泛的階層之間得以普及。”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才能真正衡量出西方國家自19世紀以來，工資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縮小。而這發生在各種新的預測出爐之后，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庫茲涅茨的預測：無論在何處，不平等在發展過程中，都呈倒U形;傳統農業社會在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際，為不平等加劇的第一階段，接著是不平等穩定的第二階段，然后是不平等實質性縮小的階段。不平等的程度，在19世紀先是加大，接著從19世紀后半葉開始縮小。英國的案例和美國的案例，被加以透徹研究。在美國，觀察到的事實是，大約在1770年，最富裕10%者所擁有的財產占全部財產50%的份額;到19世紀末，該份額最大高達70%~80%;而到1970年，又回到了50%的份額，這正是典型的當代財產不平等現象。根據可獲取的各類資料，可以認為在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存在類似的現象。
　　然而，對法國和美國的最新研究表明，在20世紀觀察到的不平等程度大幅縮小的這種現象，在任何情況下都并非“自然”經濟過程的結果。這種不平等的縮小，只涉及財產的不平等(工資梯級在長時期內并未出現下降的趨勢)，而不平等縮小主要是由于在1914—1945年，財產持有者所遭受的沖擊(戰爭、通脹、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接著，財富和資本性收入的集中，再也未出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驚人的程度。對此最為可信的解釋是20世紀推行的稅收革命。累進所得稅(設于1914年)與累進繼承稅(設于1901年)，對重要財產的積累與重組所產生的影響，實際上起到了預防回歸到19世紀食利社會的功效。當代社會已經變成管理者的社會，即財富分配頂層的控制者是那些主要靠勞動收入來生活的人，而不再是那些主要靠過去積累的資本性收入來生活的人。這種變化首先是歷史環境和這些特殊機制所造就的。庫茲涅茨曲線遠非歷史的終結，它是特定歷史的產物，且可逆轉。下圖顯示了法國1913—2005年收入最高的1%者占總收入的份額變化和工資最高的1%者占工資總額的份額的變化。
　　1913—2005年法國食利社會的終結與工資梯級的穩定性
　　資料來源：Piketty(2001)，Landais(2007)。
　　從歷史定律到不確定性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觀察到，自20世紀70年代起，西方國家不平等程度又重新加大。這給倒U形曲線假設致命一擊，該假設認為發展不可避免地與不平等連在一起。庫茲涅茨曲線的這個反轉，表明關于不平等演變的歷史性定律已經終結，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如此。這次反轉同時推動了對復雜機制進行謙虛仔細的分析，復雜機制能讓不平等程度在不同的時間點加大或縮小。
　　下表描述了自20世紀70年代起，西方國家工資不平等的演變歷程。不平等程度僅在美國和英國真正加大了，在20世紀80年代期間，所有西方國家工資的不平等程度至少已停止縮小。這就將西方國家與欠發達國家區別開來，在欠發達國家沒有觀察到這個趨勢。在美國，工資最低的10%者與工資最高的10%者之間的P90/P10差距，從1970年到1980年大約加大了20%，接著在1980年到1990年再次加大了大約20%。換言之，在這個時期，總體加大了50%。鑒于工資不平等程度的變形通常節奏緩慢，這就使得美國回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工資不平等水準。該演變的必然后果，就是財產的不平等程度在1970年之前一直在縮小，現在又似乎重回上升曲線。
　　自20世紀70年代起按P90/P10比率衡量的工資不平等程度
　　注：在美國，1970年要成為最富有的10%者，所掙收入必須是最貧困10%者所掙收入的3.2倍;而在1990年則必須是4.5倍。
　　資料來源：德國、意大利、日本、瑞典，參見聯合國經合組織(OCDE);法國，參見法國全國統計及經濟研究所(INSEE);美國、英國，參見Katz et al.。
　　英國的情況極為不同，其工資的不平等程度在1970年極低，接近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的水準;之后在20世紀70年代最后幾年略有加大，P90/P10差距在1980年與1990年期間增加了將近30%，以至于在20世紀90年代英國已與美國靠攏，成為世界上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北歐國家的不平等程度還是保持先前的水準，P90/P10差距為2.0~2.5倍，但略呈上升趨勢。法國的情況相當特殊，法國的工資不平等程度在1970年的西方世界是最高的，接著在20世紀70年代不平等程度很快下降，并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穩定下來，自1983—1984年以來，不平等程度有極其小幅的上升，在1984年P90/P10差距已經達到3.1倍，在1984—1995年又回升至3.2倍。在20世紀70年代，只有美國工資的分配不平等程度超過法國;而英國則要等到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才在不平等程度上超過法國一點兒。意大利的初始不平等水準明顯沒那么高，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其工資不平等歷史和法國歷史頗為相似——在20世紀70年代及80年代初快速下降之后，P90/P10差距自1984年起開始上升。
　　從工資到收入
　　再一次，收入不平等的演變要比工資不平等的演變更不好衡量。但是《盧森堡收入研究》的數據，可用來描述P90/P10指標演變的主線條，該指標針對按家庭規模加以調整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現象。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大的國家，同時也是工資不平等程度加大的國家：美國從1979年到1986年期間，P90/P10比率從4.9倍升到5.9倍，英國從3.5倍升到3.8倍。相反，北歐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則溫和上升：挪威從2.8倍升到2.9倍，瑞典從2.5倍升到2.7倍，正如其工資不平等程度走勢的溫和“抖動”一般。同樣，法國收入的P90/P10差距在20世紀70年代大幅下降之后，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一直穩定在3.5倍。有可能考察到法國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P90/P10差距呈略微上升趨勢，即使其統計測量值在1996年尚與測量值的精確度頗為接近。因此，在所有西方國家，與前期相比的反轉是毋庸置疑的了——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收入不平等程度到處都停止下降;正如工資不平等程度一般，在工資不平等程度呈上升趨勢的國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明顯上升。這樣，庫茲涅茨曲線著實“壽終正寢”了。
　　然而，也無須將收入不平等的整個演變，拉回到對工資不平等演變的簡單機械翻譯，哪怕后者毫無疑問是演變的主要力量。例如，從1970年到1990年，美國家庭收入不平等加大的將近一半原因，源自在同一個家庭內各成員之間收入關聯性的加大;換言之，高收入者越來越傾向于與高收入者結婚，而最貧困的家庭經常是單身女性，有多個孩子要撫養。接著，尤其是在各西方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已經將其稅收與轉移制度以不同的方式朝著進步的方向推進。而美國和英國所采取的政策，則有加劇工資不平等程度的趨勢。相反，其他國家則采取了對損失加以限制的政策。有一個令人吃驚的例子經常被提及，即美國和加拿大的比較：這兩個國家無論是勞動力市場，還是工資不平等程度，均以相似的方式在演變，但是家庭收入P90/P10比率在加拿大穩定地保持在大約4倍，而美國則從4.9倍上升到5.9倍。對此的解釋是復雜的，但該現象大致可以由所采取稅收政策和社會政策的不同加以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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