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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里克·羅威 |
?華爾街銀行家竟會給一位歷史學教授打電話探討羅斯福新政的問題。可想而知，當時的金融形勢恐怕變得實在難以掌控了。
彼時，銀行家們正處于極度的恐慌之中。雷曼破產、貨幣市場基金危機、商業票據市場流動性枯竭等消息已占據了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但在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份恐慌已加劇到了何種程度。直到后來我才聽說，時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的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F. Geithner）在接到華爾街某頂級投行高管的電話時，竟然命令他不許再給任何人打電話了，因為“無論是誰在此刻聽到你的聲音，都會嚇得把心提到嗓子眼兒”。
此番情境下，就連自由市場的堅定擁護者——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什（George W. Bush）也向民眾傳達了這樣一個信號——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干預不僅必要，而且政府相關部門已采取行動。回顧上述表態，恐怕令布什總統真正懼怕的是，如果政府再不及時出手干預，也許自此就沒有“自由市場”的存在了。然而，本輪經濟危機的破壞力，是我在當時未能預料到的。
接下來，我和致電的銀行家就羅斯福新政展開了一番討論。我在談話中指出，羅斯福總統為提振經濟所采取的積極貨幣與財政政策確是受到了凱恩斯經濟學理論的指引。比較而言，后者的理論學說在貨幣政策方面的影響更為深遠。另外，我還提到了自羅斯福新政實施以來所收獲的豐碩成果。在新政期間，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大幅提升，失業率迅速下降。
雖然我已人到中年，記憶力有時難免“怠工”，可即便我沒有用筆記下這通來電，卻仍清楚地記得這位銀行家打來電話的日期。而這其中的緣故，主要有以下兩點。
首先，這通電話打到了我在加州大學的辦公室。好吧，這說明我在當時還有一臺辦公電話可用。此后，由于加州政府開始實行其2009財年的預算削減計劃，為了節約開支，接受州政府資助的校方撤掉了我辦公室內的電話。當然，這樣的事可能也沒什么值得說道的。不過從宏觀經濟的視角來看，該預算削減計劃加快了市場需求下滑態勢，拖累了經濟復蘇的步伐。此時回顧大蕭條，可以發現，原來羅斯福和凱恩斯在當時就告訴了我們——緊縮政策將掣肘經濟的復蘇。
令我記住這通電話的另外一個原因，同時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即華爾街的銀行家們僅在2008年秋天的一個很短暫的時間內選擇了相信政府，認為政府有能力領導自由市場躲過一場經濟危機。正如一位經濟學家所寫到的：“一時間，所有人都成了凱恩斯主義的虔誠信徒。”但是，人們很快就拋棄了這種信念。到2009年1月，為了進一步提振經濟，時任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與他的顧問開始在國會推動一項有關經濟刺激計劃的法案。遺憾的是，該經濟刺激計劃注入市場的資金并不足以扭轉經濟頹勢。事實上，能夠令市場實現充分就業的經濟刺激計劃本身就很難在國會取得足夠支持，而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舉動更是被眾多議員排斥。當下信奉自由市場的人們，又一次占得了上風。
自現代信用貨幣制度確立以來，通貨膨脹成為各國人民都曾遭遇過的不幸，它給各國經濟體帶來的持久性打擊令人膽戰心驚。出于對通貨膨脹的擔憂，華爾街的銀行家們與新一輪“新政”的“蜜月期”很快就走到了盡頭。雖然通貨膨脹在本輪經濟危機之后并沒有到來，但是過于保守的復蘇方案令美國經濟在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經受了高失業率與低經濟增長率的雙重打擊。另外，由于當局并沒有做出足夠的努力，幫助美國經濟走出困境，美國政商兩界的公信力也開始出現下滑。
倘若我們在危機初露端倪之際，就效仿羅斯福和凱恩斯在大蕭條中所采取的救市舉措（特別是羅斯福總統對貨幣政策工具的充分運用），那么經濟復蘇的步伐也許會加快。羅斯福總統在其任內對美國貨幣制度的修正為經濟走出大蕭條，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時至今日，我們仍能從羅斯福總統的貨幣政策中獲取寶貴的經驗——貨幣政策不僅可以幫助民眾定義個人財富的價值、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它甚至能夠在國際關系中發揮重要作用。所以，我們不能放任銀行家出于對通貨膨脹的恐懼而阻礙合理的經濟政策的推行。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一個能夠真正理解“普遍繁榮”一詞的政治領袖。普遍繁榮絕非只關乎經濟效率或者商業成就，它還是一個道德命題，對一國的實力與國際影響力都有著重大意義。在當今社會，貨幣是國家信用的體現，如果我們不相信本國貨幣能夠為本國民眾的福祉服務，那就意味著我們質疑民選政府的執政表現。
然而，歷史上再沒有哪個時期的民選政府，能像羅斯福總統任內的美國聯邦政府那樣受到如此之多的威脅和挑戰。
1933年3月的華盛頓特區一片陰霾，冷雨瀟瀟。4日的這個星期六，富蘭克林·羅斯福正式成為美國歷史上第32任總統。民眾不顧陰冷天氣的阻撓，聚集在國會大廈，等待新任總統發表就職演講。
聆聽就職演講的美國民眾既對新一屆政府充滿了期望，同時也對時局感到深深的憂慮。當時，美國的失業率已逼近25%，生活無著的人們對政府喪失了信心，暴力事件在多地頻現。1932年的夏天，就連美利堅合眾國的武裝部隊也爆發了動亂。由于政府承諾的戰后補償遲遲未兌現，“一戰”的老兵們便聚集起來，發動了一場對白宮的“戰役”：一支由數千名失業的退伍軍人組成的“補償金遠征隊”被派到了華盛頓特區。他們在市內安營扎寨，要求聯邦政府兌現先前的承諾，給予他們生活上的救濟。社會的動蕩還不限于此：千萬美國家庭因無力償還銀行貸款而被迫與他們的家園和農場訣別，上千家銀行紛紛宣告破產。儲戶對美元價值的信心之壩已經崩塌，他們不斷地將手中的紙幣兌換成黃金。面對擠兌風潮，美國聯邦儲備體系已處在崩潰邊緣。
為了平復社會中彌漫的恐慌，羅斯福總統在就職演講中呼吁美國民眾重振信心，迅速行動起來應對危機。他提到，“唯一值得我們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一種莫名其妙的、喪失理智的、毫無根據的恐懼，將人轉退為進所需的種種努力化為泡影”。接著，羅斯福總統還向美國民眾承諾銀行家將不再干預華盛頓的決策工作。他聲稱，“如今，貨幣兌換商已從我們文明廟宇的高處落荒而逃。我們要以亙古不變的真理重建這座廟宇”。新一屆政府將以“比金錢利益更崇高的社會價值的標準”重建這一文明廟宇。
在羅斯福的就職演說臨近結尾時，他提到了一項關鍵的“施政方針”：國家將向市場注入“充足而健康的貨幣供給”，而這也成為他上任后的第一項工作。為了讓“貨幣兌換商”不再為一己私欲而損害公眾利益，羅斯福總統將要打造一種全新的美元。
正當美國民眾在為新總統就職而舉行慶祝游行與舞會之際，白宮里的工作人員已開始了緊張的工作。為挽救全國的金融體系，新抵華盛頓的民主黨人與即將卸任的共和黨人開始進行合作，商討方案，草擬法令。就在就職演說隔天的深夜，羅斯福總統已做好簽署一道行政指令的準備,但聯邦儲備委員會的首席法律顧問沃爾特·懷亞特（Walter Wyatt）在這時阻止了他。懷亞特解釋說：“今天是禮拜日。如果總統在主日簽署法令，恐怕有損就職演說中提到的對基督教的篤信。簽字可以暫放一下，反正很快就到周一了。”正是在這份周一簽署的指令中，美國聯邦政府發布了“全國銀行歇業休假公告”，禁止銀行在歇業休假期間對外支付黃金或進行外匯交易。
公告發布兩天后，羅斯福告訴記者，該公告并非只是一時的應急舉措，它為一個嶄新的、永久性的貨幣制度開啟了新篇章。在新的貨幣制度下，政策制定者被授予了調控市場中貨幣供給量的權限，以期借此帶領經濟徹底走出大蕭條的陰霾。緊接著，3月12日，在羅斯福就職首周的最后一天，他通過廣播與美國民眾進行了直接溝通，而這也是日后一系列“爐邊談話”的開端。在談話中，羅斯福總統向民眾闡釋了他的貨幣政策。他說道：“在我們對金融體系進行重新調整的過程中，有一個因素比通貨、比黃金更重要，這就是公眾的信心。信心和勇氣是幫助我們取得成功的必備條件。”
在羅斯福看來，經濟復蘇的重要性遠高于穩定美元幣值。至1933年夏末，羅斯福總統已向公眾明確解釋了他的貨幣政策方針：市場中的貨幣供給不再取決于國庫中的黃金儲備，當局將根據國內的物價水平與就業水平對貨幣供給進行相應調控。另外，只有當上述這些經濟指標回歸到了合理區間后，政府才會將視線轉向外部均衡，為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而采取穩定美元匯率的舉措。
隨著金本位制在美國開始走向終結，當局對貨幣的管控開始突破黃金的約束。對于美國民眾而言，他們無須再擔心國家為了維護金本位制，而以犧牲經濟發展動力和人民利益為代價。他們應當相信，美國政府會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合理地調控貨幣供給。
其實，早在1929年股市崩盤之前，消費者就已開始收緊開支，零售商為了刺激市場需求，不得不調低產品價格。然而適得其反的是，更低的價格令潛在的買家寄望于價格的繼續下跌，進而選擇推遲消費。持觀望態度的人越來越多，消費疲軟，市場因之陷入混亂。到了羅斯福總統就任的1933年，導致美國經濟深陷泥潭的癥結已昭然若揭。問題不在于企業沒有能力進行生產，而是價格的問題導致市場喪失了活力。通貨緊縮導致即便商家一再調低商品價格，總需求仍不見起色。人們大多選擇持幣觀望、收緊支出。在當時，雖然工廠的工人仍可以生產出高質量的商品、農田里的收成也甚是喜人，但是價格的持續下跌導致生產企業和農戶失去了開展生產的動機。即便忍饑挨餓，工人和農民也不愿做這賠本的買賣。
在經濟疲軟、內需不振的形勢下，羅斯福總統打算利用他的美元政策應對通貨緊縮。雖然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令民眾預期價格將進一步下跌。但是，如果可以通過某種方式調整市場對于美元價值的預期，那么這將為價格下跌踩下剎車，甚至扭轉乾坤。這樣一來，價格上漲與美元貶值的預期，將令消費者和投資者愿意與他們手中的錢告別。市場活力被喚醒，經濟的引擎將被重新發動。
事實上，在羅斯福上任首日，市場預期就已出現轉變，價格開始回升。“我們還在（重振經濟的）路上。”羅斯福在1933年10月的一次“爐邊談話”中向美國民眾重申了金融體系改革的必要性：“我們該如何建造復興的大廈？這座大廈一旦建成，就不應該只是一座充斥著貨幣兌換商和乞丐的廟宇，而應該是一座致力于為全體美國人打造，并維護更高意義上的社會正義和福祉的殿堂，是一座促進經濟穩健發展的庇護所。”在談話中，羅斯福總統將社會救濟、公共事業、保障勞動者權益方面的立法，以及存放在國民銀行中的資金比作這間殿堂的四大支柱。他一再強調恢復物價水平對于提振經濟的重要意義。他講道：“最后，我要再次提及我在許多場合說過的話。自3月以來，政府采取了果斷的措施來恢復物價水平。當下，當局將繼續貫徹這一政策，直到工農業有能力為失業者提供新的工作崗位。”之后，羅斯福總統進一步解釋了他的經濟政策目標，首先是要提高物價水平，幫助經濟走出泥潭；其次才是尋求幣值穩定。在他看來，在經濟尚未實現復蘇之前，任何旨在穩定物價的舉措都無異于是本末倒置的無用功。“我采取這樣一項措施（即黃金儲備的‘國有化’）的目的，就是要強化我們對黃金的掌控力。這一舉措并非權宜之計。借此，我們國家的貨幣制度將向有管理的貨幣制度過渡。”羅斯福說。
羅斯福總統將他的政策目標清晰地傳達給了美國民眾，并果斷地貫徹起了各項工作方針。在其任職的12年里，貨幣政策的主導權被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中，而羅斯福對貨幣政策的靈活運用也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經濟的復蘇和發展。歷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在羅斯福總統的第二屆總統任期內對其做了如下評價：“不論人們如何看待羅斯福總統在執政期間的表現，其政策的一致性一直是為人稱道的。這些政策有一個明確的共同目標：首先需要提升國內物價水平，其次才是穩定美元幣值。羅斯福總統帶領美國人民走出了金本位的桎梏，這看似是一個時代的落幕，實則是一個嶄新時代的開篇。”9
羅斯福總統從一開始就言明了他的經濟主張，并一以貫之地予以遵循。目睹了總統簽署批準全國銀行歇業休假公告指令的全過程后，美聯儲首席法律顧問懷亞特不得不承認，“羅斯福總統似乎完全明白金融體系運作的機制”。
而在上任伊始，羅斯福總統對貨幣政策的一系列主張便引起了不少經濟界人士的關注，他們不禁紛紛猜測總統對經濟問題獨到的見解究竟從何而來。一些學者認為，羅斯福總統是從他的顧問們那里獲取了必要的貨幣理論知識，而后通過個人對這些知識的消化理解，將相關理論付諸實踐。在總統所發表的有關經濟政策的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學家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的部分理論；另外，總統顧問喬治·沃倫（George Warren）和詹姆斯·哈維·羅杰斯（James Harvey Rogers）的經濟主張也對其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更重要的是，在其關于購買力水平的發言中，我們看到了凱恩斯理論的影子。
雖然羅斯福的批評者總是詆毀其不懂經濟運行的機制，但其實羅斯福總統早在青年時代就修習過經濟學專業的知識。在用三年的時間修完了哈佛大學本科的全部課程后，經導師推薦，羅斯福又在研究生期間學習了歷史學和經濟學方面的相關課程。在此期間，他還學習了美國經濟發展史、美國鐵路經濟學、公司治理經濟學以及金融學等課程。
在羅斯福的學生時代，經濟學教授們都在反復強調遵守金本位制的重要性，但羅斯福卻選擇跳出這一思維局限，對貨幣制度有了自己的認識。“我在大學里上了一些經濟學方面的課程，”據他后來回憶，“可是我所學到的知識卻都是錯誤的。”羅斯福總統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在成年后，他一直密切關注經濟學領域內理論學說的最新發展，并在大蕭條爆發之前就掌握了貨幣理論方面的前沿學術思想。20世紀20年代末，他對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褚凡特·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和維德·卡欽斯基（WaddillCatchings）的學術主張產生了濃厚興趣。二人的研究揭示了貨幣政策在避免經濟危機爆發中所能發揮的重要作用，并建議政府通過擴大支出的方式，提高社會總需求，以提振實體經濟發展。可以說，這一經濟主張與凱恩斯的思想不謀而合。“通貨膨脹固然存在惡性循環，但比它更可怕的是通貨緊縮帶來的嚴重社會經濟危害。”福斯特和卡欽斯基在1928年共同發表的學術論文中寫道：“社會需要的是可以被國家經濟政策引領的有計劃性的經濟繁榮。”
在羅斯福擔任紐約州州長期間，正值大蕭條給美國經濟帶來最沉重打擊的時期。彼時，他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了喬治·沃倫和歐文·費雪的貨幣學說上。二人的研究解釋了維持穩定的美元購買力水平的重要性，但這一目標無法在當時的金本位制下實現。1932年，作為總統候選人的羅斯福將諸多經濟學領域內的專家招攬進自己的顧問團隊，其中就包括經濟學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Rexford Tugwell）。也正是特格韋爾將費雪引薦給了羅斯福，而羅斯福也采納了費雪在貨幣政策方面的建議。當然，羅斯福從來都不只信一家之言，他一向善于從廣泛的建言中選擇對政策決策最有益的內容。
事實上，羅斯福旨在通過貨幣制度改革實現雙重目標：國內經濟復蘇與國際安全局勢穩定。1936年9月，趁美國步入經濟復蘇的軌道之際，美國政府開始把視線轉向國外，美國與英、法兩國簽署了一項“三國貨幣協定”。在確保國內貨幣政策靈活性不受干擾的前提下，該協定約定了三國貨幣間的匯率水平。此外，美、英、法三方還承諾將通過合作維持三國各自貨幣對外價值的穩定。正如時任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所言，該協定彰顯了羅斯福本人的外交政策主張。三國貨幣協定的簽訂對后世有著深遠的意義：協定的締結令美、英、法三國聯合起來，為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奠定了早期的基礎。當時，納粹德國利用操縱貿易和貨幣價值的手段攫取了巨額財富，并用這筆財富為其擴充軍備埋單。不僅如此，該協定還為1944年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的召開鋪平了道路。數年后，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召開的會議上，經濟上的共同繁榮取代匯率穩定成為締造戰后和平的共同目標。在上任后第一年末，羅斯福總統讓美國人民重拾了對美元的信心；而在他整個總統任期的最后階段，這份對美元的信心已在各國人民中間傳遞。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新政”的成功得益于羅斯福總統在其12年的任期內始終堅持施行透明、連續的貨幣政策。可能在公眾看來，羅斯福新政的經濟復蘇計劃中最顯著的成果是一系列公共事業的開展。然而，“新政”中的貨幣政策在經濟與政治領域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越了“文明廟宇”中其他支柱的貢獻。
雖然，“以工代賑”的救濟計劃確實為失業的美國人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美國聯邦政府及州政府設立的工賑機構為成千上萬的失業者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領取了政府薪水的工人們在全國范圍內興建了大批橋梁、堤壩、高速公路以及校舍。但相關學術研究表明，相對于大蕭條給美國經濟帶來的巨大破壞，這筆財政開支無異于杯水車薪。
即便財政政策的效用并不足以提振經濟，不可否認的是在羅斯福總統任內，美國經濟的確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甚至，20世紀30年代后期的經濟快速發展在“二戰”期間也并未受到太大干擾。正如一些經濟學家指出的那樣，即便羅斯福的財政政策無法拉動經濟擺脫衰退的泥潭，但是他的貨幣政策卻做到了這一點。到了1945年，一個嶄新的、更為靈活的貨幣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取代了僵化的“金本位”制，其為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保留了足夠空間。正是羅斯福總統對美國當時貨幣制度所采取的果斷變革，終結了“黃金為王”的時代，為國際貨幣體系掀開了一頁嶄新篇章。在這個新時代里，貨幣政策制定者們有權適時適度地調節市場中的貨幣供給量，從而達到促進經濟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目的。
回首羅斯福的總統任期，實屬危急存亡之秋：他不僅要使美國經濟走出大蕭條，還要通過美國經濟實力的壯大抵抗法西斯主義對文明社會的侵犯。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通過卑劣手段登上了德國總理的寶座。羅斯福在當時就認定這個獨裁者將會給歐洲大陸的和平產生巨大威脅。羅斯福曾對身邊的一位助理提及，希特勒奉行的國家社會主義對美國來講是“一個邪惡的征兆”。雖然希特勒在當時并沒有完全暴露自己的野心，但在羅斯福看來，“希特勒的‘黑巫術’可以召喚出人心底最陰暗的想法，它不僅譏諷他們對艱難生活的隱忍，還煽動了他們的民族仇恨。最終，這種極權統治將擊垮理性與正義等文明社會賴以依存的基石”。數月后，羅斯福又告訴另外一位工作人員，在他看來，“納粹的威脅將極有可能使歐洲陷入另一場戰爭”。應該說，羅斯福總統已極富遠見地認識到，守衛文明社會的重任還將有賴于美國經濟的重振。并且，他還預測終有一日，美國將為反法西斯戰爭輸送自己的力量。
回首20世紀30年代，對戰爭迫近的“恐慌”一直縈繞在人們的心頭。羅斯福的確在與時間賽跑，但時鐘指針的運動速度卻由希特勒掌控。一種緊迫感時刻催促著羅斯福總統為推動“新政”所做的一切工作。戰前動員、擴充軍備、閃電戰、大屠殺，希特勒的一步步舉動不斷放大了西方社會的危機感。一方面，美國要與德國比拼；另一方面，羅斯福也在與希特勒競爭。
經濟復蘇乏力的可怕后果是國家將無力抵抗納粹的恐怖威脅。不僅羅斯福總統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凱恩斯對此也持同樣的看法。1933年末，羅斯福總統收到了凱恩斯的一封來信。凱恩斯在信中寫道：“您已成為那些力求在現行制度范圍內運用明智試驗以糾正我們社會弊病的人的委托人。”如果羅斯福新政取得成功，那么文明社會的和平與繁榮將得到維系。如果它失敗了，“那么理性的變革將在世界范圍內受到嚴重的損害”。凱恩斯如是說。
拋開戰爭陰霾不論，羅斯福的貨幣政策在國內也遭遇了強大阻力，反對者正是一眾向來冷靜的金融業人士。在他們看來，真正的威脅始終是通貨膨脹，當前面臨的嚴重通貨緊縮根本不足為慮。同時，只有金本位制才可能防范通貨膨脹的到來。他們中的一些人表示，如果守衛金本位制的后果是物價的持續下跌和經濟的日益衰退，那么這也是為了維護幣值穩定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們對此給出的解釋是：只要貨幣與黃金保持當前的法定兌換價格不變，那么市場上的貨幣就將長期保有穩定的真實價值。“我堅決支持金本位制，其他貨幣制度下的美元都是鬼扯。”有羅斯福的反對者發出了這樣的咆哮。在他們眼中，所有抱怨金本位制的人都只是“愛哭鬧的、不懂事的孩子”。而與他們的期待相悖的是，羅斯福總統并不去聆聽與他們“英雄所見略同”的商業領袖們的建議，卻轉而投向了那些“不明事理”的大學教授的陣營。“羅斯福一只手擎起了為美國普通民眾謀福祉的大旗，另一只手卻發起了針對商業部門的瀆職調查，這極大地打擊了商界領袖們的信心。”一位反對者說。
但是，羅斯福在任內自始至終都對這些抱怨視而不見，他的確做到了不讓銀行家們“有機可乘”。他的美元貶值政策，令美元發行走上了一條擺脫國庫內黃金儲備約束的道路，為國內經濟復蘇提供了加速器，并為反法西斯戰爭貢獻了充足的物質保障。其執政期間，隨著經濟的提振，羅斯福總統在民眾之中的威望也與日俱增。
雖然羅斯福新政取得了豐碩成績，但是當今的一些政治家與經濟學家卻更傾向于其反對者的理念：給經濟發展帶來最大破壞的是通貨膨脹，失業者和背負沉重債務負擔的普羅大眾需要自己走出經濟困境。在他們看來，為了防止國家喪失市場活力與信心，沒有人有權對商業領袖的經營決定指手畫腳。
大致有兩個方面原因導致了人們對于羅斯福新政的不公正評價。一方面，由于引證資料的不可靠性，歷史學家往往都將羅斯福的成功歸功于他的幸運，而非執政能力。在羅斯福的前顧問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和詹姆斯·沃伯格（James Warburg）撰寫的回憶錄里，他們詳細記述了羅斯福的早期貨幣思想。而這兩本回憶錄后來成為介紹羅斯福生平的文章中被引用最多的參考文獻。在莫利和沃伯格眼中，羅斯福新政太過激進。因為堅持與羅斯福相悖的貨幣政策主張，二人在羅斯福就任總統不久就與之決裂。在二人的描述中，羅斯福總統既不懂經濟，也易被外界力量牽著鼻子走。這類回憶錄中不公正的評述直接影響了早期羅斯福傳記的作者對其貨幣思想的看法。這其中，受到影響的傳記作者就包括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和小亞瑟·史列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現今，他們各自撰寫的“羅斯福傳記”已成為后世學者廣泛引用的權威參考資料。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現今有關羅斯福的傳記中缺失了有關其貨幣政策的恰當評述：羅斯福總統過長的執政年限與對大蕭條和“二戰”等重大事件所費筆墨之巨，已使傳記作者沒有余力再去認真分析其貨幣政策了。
另一方面，我們似乎已經忘卻了一個事實——羅斯福新政的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奏效了。我們先來談談一部電影。2011年上映的電影《商海通牒》（Margin Call），講述了一家面臨破產的華爾街投資銀行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自救的故事。影片中，當投行高管陶德［John Tuld,由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飾演］試圖為自己殘酷無情的自私做辯解時，他發表了大段獨白。“市場崩盤總會發生，”他說，“經濟起起伏伏，而身在其中的人們是無法逃脫經濟危機的。”接著，他細數了一連串市場爆發恐慌的年份“……1901年、1907年、1929年、1937年”，在此處，他停頓了一下，才又繼續，“1974年、1987年……”。在劇中，這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停頓，但投射到現實經濟歷史變遷中卻意義非凡。1937~1974年的30余年間正是戰后繁榮時期，法國人將這段時間稱為“輝煌三十年”（les trenteglorieuses），指經濟增長與繁榮共存的一個時代。也正是在這段時間里，羅斯福及其追隨者的經濟政策在美國乃至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廣泛認可。
在戰后繁榮的這段時間里，正如一位金融記者提到的，“因為金融體系的發展被抑制，這自然也就抑制了危機的爆發”。隨著銀行家魯莽的逐利行為被法律約束、布雷頓森林會議之后兩大國際金融機構（即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立，世界各國分享了穩定的經濟增長與低水平的通貨膨脹給社會帶來的福祉。戰后，借力于馬歇爾計劃在歐洲的推行，美國的出口量猛增；隨著工業生產的恢復，飽受戰爭創傷的各國也實現了經濟的提振。與此同時，就連從前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也都在戰后取得了經濟上的發展。另外，對于陷入嚴重財政赤字的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通過積極的援助和貸款計劃幫助其走出困境。此后，一國的經濟下行已無法對世界經濟造成廣泛的影響，即便是美國，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爆發了一次經濟危機。雖然很多批評家將這一輪經濟危機的爆發歸結為“羅斯福與凱恩斯共識”的失效，但是客觀來講，是不合時宜的政策舉措導致了危機的發生。在羅斯福時代，為了確保就業，經濟政策選擇容忍較高的通貨膨脹。正如菲利普斯曲線所印證的那樣：失業率與通脹水平呈反向相關。但到了70年代，越南戰爭和石油危機將美國經濟拖入了滯脹的泥潭，通貨膨脹與較高的失業率水平又加劇了這種狀況。經濟危機發展到另一種情景——通脹與失業共存。“雖然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對通貨膨脹的容忍曾為美國社會創造了自40年代以來最低的平均失業率水平。時至今日，同樣的政策舉措帶來的卻是自30年代以來最高的失業率數據。”一位經濟學家在其撰寫于70年代末期的報告中提到，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潰敗”。對此，奉行凱恩斯主義的學者辯稱，正是因為政府沒有遵照他們開出的藥方，經濟才會陷入如此境地。即便凱恩斯的批評者們不時也會承認這一點，但還是有更多的經濟學家將政策的失誤歸因于凱恩斯主義的失效。24
此后，經濟學研究開始越來越仰仗計量手段的應用。但是，在不切實際的計量模型中，失業率這個變量被解釋成了“自愿失業”，而非市場機制失靈的結果。在秉承自由市場理論的學者看來，政府應該放任市場自行消化經濟周期的波動。在這一時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到1980年，一位知名的經濟學家公然宣稱“凱恩斯主義已死”。在研討會上，人們不再認真對待凱恩斯的學說。一聽到發言者在做與凱恩斯主義相關的報告，聽眾們便不免交頭接耳、嬉鬧竊笑。
在面對70年代的經濟危機束手無策之際，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均否定了羅斯福總統高超的執政能力，推翻了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推崇。但當他們做出上述草率的判斷時，他們甚至不曾想到，正是羅斯福新政的成功才使美國經濟走出了大蕭條，為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雖然人們總是將當代的經濟危機與30年代的那場大蕭條做對比，但他們為應對危機而采取的手段卻往往借鑒于70年代經濟危機的經驗教訓。出于對通貨膨脹的恐懼，經濟政策制定者們選擇忽視價格水平的真實走向，采取緊縮財政開支，推遲干預等舉措。緊縮政策嚴重拖累了經濟復蘇的步伐，市場上的投資與消費需求進一步下滑。在真實市場環境中，經濟緊縮政策在歐洲各國更為普遍。政府大多將貨幣價值的穩定視為經濟政策的最高目標。為此，他們不惜犧牲就業率，甚至不顧法西斯主義死灰復燃的威脅。雖然不能說政府和中央銀行是完全不作為的，但是他們只在經濟深陷危險境地時才草草出手也是不爭的事實。
直到本輪經濟危機之后，學者們才開始重新正視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他們指出，在化解本輪危機的過程中，凱恩斯的政策主張要遠比那些譏笑他的經濟學家的主張更為有效。而新近為他撰寫傳記的作者也肯定了其在社會經濟事務中所取得的成就。顯然，凱恩斯并不是一個只會紙上談兵的理論家，他更是一個為解決現實經濟問題而積極介入政治解決方案的行動家。
在為了構建戰后國際貨幣體系而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同時迎來了他人生中最偉大的勝利與最失意的挫敗。事實上，大多數人在關于此次會議的歷史回顧中，都不免強調凱恩斯與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哈里·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之間的分歧。而分歧的焦點主要是在他們基于各自的國家立場而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成立所做出的不同的方案規劃之上。結果則是，雖然凱恩斯的國際貨幣體系方案既遵循了學術的嚴謹性，又為該國際體系的發展昭示了廣闊前景，但“懷特計劃”由于有著美國巨額財富實力作為后盾，而終被采納。
也許我們并沒有必要過于關注凱恩斯與羅斯福在他們交往的最后階段中出現的分歧。因為更重要的是，這兩個緊密的盟友早在1933年已就貨幣制度改革達成了廣泛共識。而到了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召開之際，這一共識已得到了世界各國與會代表的認可。在羅斯福總統就任以前，國家之間并不存在促進共同繁榮的共識。可以說，這一共識既是羅斯福政府不懈工作的產物，也是凱恩斯經濟學理論的思想結晶。
雖然凱恩斯的有關思想的確對羅斯福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這并不代表羅斯福的經濟主張完全根植于凱恩斯的理論學說。正如經濟學家特格韋爾在后來的著作中描繪的那樣，雖然“在外界看來，總統是凱恩斯主義的追隨者”，但這并不是因為羅斯福通讀了凱恩斯的學術著作。在當時，經濟學界的學術氣氛本就十分濃郁，所有不愿固守舊有學說的學者都在試圖為大蕭條找到解決方法。這其中，諸多思想家都為羅斯福政府貢獻了務實的建言。不只是經濟學家沃倫、費雪、福斯特和卡欽斯基，像銀行家馬里納·埃克爾斯（MarrinerEccles）與日后成為美國財政部部長的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都曾為羅斯福總統的貨幣政策改革出謀劃策。雖然將美國經濟在大蕭條之后的快速發展歸功于羅斯福或者凱恩斯一人的說法很是炫目，正如一位撰寫凱恩斯傳記的作家曾經說過的：“在公眾看來，個人英雄主義所散發的魅力是巨大的。這里沒有多余的空間可以包容數位英雄的集體涌現。”但在真實情境下，羅斯福和凱恩斯都需要旁人的協助才能實現他們心中的宏愿。
雖然羅斯福的身旁有無數富有才智的學者，但是毫無疑問，凱恩斯占據了一個頗為特殊的位置。早在羅斯福總統上任之初，他的顧問們就看出了凱恩斯與羅斯福在經濟主張方面的共性，并試圖將這位英國經濟學家引薦給他們的總統。一位羅斯福新政的支持者曾期冀有“一種神奇的魔法”能夠促成凱恩斯與羅斯福的結盟。可原來，此事并不需要仰賴魔法來實現，時間與信件往來才是美夢成真的工具。在兩人正式結識之后，雙方又在多個場合有了正式會晤。此后，凱恩斯還以信件的方式向羅斯福傳達了他的經濟政策建議。在特格韋爾看來，二人的交往中還融合了一些非凡的特質：羅斯福在與凱恩斯交談時，表現出了一種“不同尋常的直率”。“凱恩斯終究是個局外人，他既不會阻撓羅斯福的任何計劃，也不會過于積極地推銷他自己的方案，所以總統才會如此放松。”特格韋爾對此給出了這樣的解釋。但事實上，無論是在羅斯福總統重塑國內經濟之時，還是在他考慮是否要給予英國經濟援助之時，抑或是在他為戰后和平擬訂方案之時，凱恩斯都獻出了自己極富遠見的寶貴政策建議。如果說，我們的這位英國經濟學家為沒有實現他的全部目標引以為憾，那么，他該為有幸能夠成為美國總統心目中的燈塔而感到些許欣慰。
可以說，羅斯福總統對經濟學思想的熟稔與凱恩斯對權力運作中實際問題的通透都是超乎后世學者現有認知的。二人在思想上的交相輝映，使他們成功發起了一場貨幣本位制度的偉大改革。以此到來的經濟復蘇令商業活動重新煥發生機、重拾希望的民眾舉起手中的武器英勇地反抗法西斯的無恥侵略、文明社會的安全最終得以捍衛。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看到，羅斯福和凱恩斯都十分擅長從以往的過錯中積累經驗、吸取教訓。而當我們有幸能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放眼整個世界時，我們需要銘記這二人曾經歷過的偉大歷史，并從他們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養分。在當時，凱恩斯之所以對羅斯福新政滿懷信心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羅斯福并非他接觸到的第一位美國總統，卻是唯一一位有膽識、有擔當做出變革的總統。早在多年以前，凱恩斯就致力于要讓美國人明白，債務與貨幣工具將在締造永久的和平中貢獻卓越的力量。時間倒回1919年，為了幫助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拯救危機當口的西方文明社會，凱恩斯在當時就提出了一套戰后重建方案。
（文章摘自《貨幣大師》，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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