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為基礎，以 一帶一路 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為引領，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2016年3月，經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2016-2020年)綱要》(以下簡稱“十三五”規劃綱要)向社會公布。在第37章的“深入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部分，文章開頭的這段話闡述了中國在區域發展戰略中的整體布局，其中“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成為引領性的三大戰略。
從提出到完善，三大戰略論述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過程?與過去的區域發展戰略相比，三大戰略有著怎樣的創新與突破?三大戰略相互之間的聯系與區別為何，有著怎樣的共同使命?
提出：適時應勢，逐步形成
2016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指出，黨的十八大以后，黨中央著眼于我國“十三五”時期和更長時期的發展，逐步明確了“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3個大的發展戰略。
這表明，雖然“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者并稱為“三大戰略”，但它們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一個過程。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提到，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
不到1個月之后，習近平在訪問東盟時提出，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愿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政府設立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這便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源頭。
不久之后，在2014年，《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戰略規劃》獲批;2015年，中國政府制定并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地指明方向。
“京津冀協同發展意義重大，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要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一定要增強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自覺性、主動性、創造性，增強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體制機制的勇氣，繼續研究、明確思路、制定方案、加快推進。”
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并作重要講話。
隨后在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頂層設計基本完成，推動實施這一戰略的總體方針已經明確。
幾乎就在同時，在更大范圍內統籌東中西部協調發展的謀劃，也水到渠成。長江，世界第三長河，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橫貫中國的東中西部。長江流域覆蓋9省2市，面積約205萬平方公里，人口和生產總值均超過全國的40%。
2016年1月5日，在重慶調研的習近平主持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為長江經濟帶發展定了向、定了調：“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2016年3月25日，《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
在“ 一帶一路 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各自提出并完善的同時，三大戰略的提法也逐漸增多，并不斷在重要會議或關鍵文件中出現，成為論述中國區域發展戰略的要點。
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要重點實施 一帶一路 、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成為2015年工作的主要任務。
隨后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會議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便有“以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為基礎，以 一帶一路 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為引領，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的表述。此后，這一表述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繼續使用并得到擴充。
使命：聯通中外，尋找動力
創新的發展戰略，必定要完成新的使命，同時要解決新的問題。
“ 一帶一路 、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 三大戰略 是根據國內外形勢轉換作出的重要抉擇。”面對記者提問，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發展戰略規劃處研究員高輝清這樣表示。
從國際看，世界經濟在深度調整中曲折復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同時，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在相當長時期依然存在，全球經濟貿易增長乏力，保護主義抬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
從國內看，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一方面經濟發展潛力大、韌性強、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特別是結構性產能過剩比較嚴重。
在與世界聯系日益緊密、難以分割的情況下，中國就需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用足用好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
而解決這些新問題的使命，就在于為轉型中的中國經濟提供“混合動力”，為復蘇中的世界經濟注入“中國暖流”。
那么，三大戰略之間在服務于共同的使命之時，相互之間有著怎樣的區別和聯系?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張可云表示，三大戰略的側重點并不相同，涉及范圍、出發點也不盡一樣。“一帶一路”旨在適應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變化，強調對外開放新格局。長江經濟帶更著眼于中國東中西部合作關系。京津冀協同發展則為了解決三地發展的不平衡。
而在聯系方面，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認為，盡管“一帶一路”建設側重實現對外的互聯互通，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則是為了夯實國內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基礎，但他表示，有了國內基礎才有實力開展對外工作，開展對外工作才能夠把國內搞得更好。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樹成指出，三大戰略的實施，將促進中國東中西部區域之間廣闊的合縱連橫，以點帶線、由線到面，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增長帶和城市群;同時能夠促進國際與國內經濟發展互聯互通，形成沿海、沿江、沿邊全方位對外開放新局面。
事實上，在三大戰略的銜接方面，許多地區在規劃和定位中也都注意銜接，做到打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比如四川、重慶等長江沿線的省市同時對接“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戰略，爭做兩大戰略的支撐點。
同時，《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也提到，要“打造重慶西部開發開放重要支撐和成都、鄭州、武漢、長沙、南昌、合肥等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這在實踐中將與長江經濟帶發展做好銜接;而關于利用環渤海經濟區的發展優勢、加強天津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設的表述，也為京津冀協同發展與“一帶一路”尤其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對接提供支撐。
創新：突破區劃，實現聯動
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先后提出上述區域發展戰略，并不斷在實踐中得以落實。
那么，三大戰略與上述的區域發展戰略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相比它們，三大戰略創新之處何在?
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要繼續實施”，“要重點實施 一帶一路 、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這些表述對不同的區域發展戰略作了定位。
“這說明4個板塊(西部、東北、中部、東部)的歷史使命并沒有結束，而在新常態大背景下，中國必須選準自己的著眼點和突破口。”
采訪中，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高國力表示，因為四個大板塊面積大、類型多、情況復雜，齊頭并進推進需要更漫長時間，而確定更易突破的具體發展戰略，能夠集中項目、集中資金，更容易率先實現發展。通過重要“增長極”的率先規劃和發展，將帶動區域板塊發展，輻射示范全國。
“與此前的區域發展戰略不同，三大戰略突出陸海相連，東西聯動，協調國內國際兩個層面，最終打造沿海、沿江、沿邊與內陸的全方位開放格局。”面對記者提問，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義桅認為，過去的發展更多的是向外開放，將境外的資金、技術引進來，以出口為導向，而國內相互之間不僅聯動較少，同時也比較少強調走出去、雙向互動等等。
與王義桅教授的看法相似，其他一些專家也提到三大戰略在“協調發展”、“突破行政區劃限制”方面所具有的創新點。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陳耀認為，三大戰略是在原有基礎上的新思路，將過去重國土空間優化轉為現在的經濟結構優化。從方案設計來看，過去戰略多為建立經濟區等特區，呈現碎片化，而現階段則多為城市群內部協同發展，避免了各自為政、盲目發展、重復建設。
“長期以來，各地基于自身資源稟賦發展地區經濟，但也出現了以行政區域為劃分的地方保護主義，從而造成重復建設，帶來結構性產能過剩問題。以三大戰略為引領，塑造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格局，能夠有效避免產業雷同，防止惡性競爭，對于平衡地區間的產業結構，化解產能過剩具有重要意義。”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長寧區副區長翁華建這樣說道。
另外，在王義桅看來，三大戰略的創新還體現在關注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方面。“比如 一帶一路 建設除了關注道路相連還有人心相通，京津冀協同發展目的在于破解大城市病、實現產業和公共資源的合理布局，長江經濟帶發展需要突出 綠色 理念、強調在保護中開發，這些都比過去要更進步，關注的領域也更加綜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