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季度,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未出現“雙升”,不良貸款余額環比增加452億元,較上季度1177億元有所減少,不良貸款率為1.75%,與上季度末持平。如此變化來之不易。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商業銀行資產質量迎來拐點。正如迪安·克魯肖教授說,多數不良貸款是在好光景時貸出去的。當下,我們更沒有任何樂觀的理由,形勢依然嚴峻,要想真正化解不良貸款問題,應采取標本兼治的辦法。
首先,我國宏觀經濟增長仍面臨下行壓力。國內外環境依然復雜嚴峻,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的預測,我國經濟增速今年實現6.6%,明年放緩至6.2%,2018年以后溫和下降至6.0%。而在我國間接融資比例遠高于直接融資,企業融資過度依賴銀行信貸,在這樣大環境下銀行難以獨善其身。
其次,滋生不良貸款的環境并未根本改善。我國較長時期以來信貸密集型經濟增長模式,以及由此產生的存量債務積壓問題,未得到有效解決。不少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財務上缺乏硬約束機制。前些年不良貸款剝離,是整個社會為國企改革埋單。而近年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帶來的成本,又體現為大量不良貸款。
再次,銀行業處置不良貸款政策有待優化。目前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貸款受到政策制約較多,財稅政策有待完善,銀行自主權不夠,核銷不良貸款所需法律要件較多,表外利息減免標準偏高。同時,不良貸款轉讓受限也比較多。與銀行業2萬億元的不良貸款總量相比,資產管理公司等處置主體與處置能力都嚴重不足。
更讓我們擔心的是,商業銀行被迫背上了對地方經濟和困難企業“救死扶傷”的道義責任。當下市場風險明顯上升,銀行收緊風險偏好是降低不良貸款的理性反應。但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都反復要求銀行不能壓貸、限貸、抽貸。
因此,筆者認為短期內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還將繼續攀升:從區域看,不良貸款風險將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蔓延;從行業看,房地產等行業的潛在風險將進一步顯現。此外,影子銀行體系和銀行非信貸業務的風險,也都可能逐步暴露。
而要真正化解不良貸款問題,應堅持標本兼治:一方面要為銀行業創造更加寬松的政策環境,鼓勵商業銀行綜合運用各種處置政策和手段,鼓勵更多市場主體參與不良資產管理,不斷提升處置能力,加大對存量不良資產的處置力度和進度。同時,銀行從源頭上盡量遏制新的不良貸款產生,這是治標之術。
另一方面要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穩定經濟增長預期,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尤其是要加快國企改革,“硬化”其預算約束。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同時,政府減少對商業銀行的不當干涉,這是治本之道。但也應意識到,防范和化解不良貸款,不是百米短跑,而是一場頗具考驗的馬拉松,銀行業化解不良貸款任重道遠。
當前遼寧經濟主要指標大幅下滑,既有國內外市場大環境的影響,民間資本投資意愿不足等因素,也與遼寧以裝備制造和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轉型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