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年初以來，中國債券市場開放政策持續展開，研究表明，在當前全球低利率市場環境下適時加快開放債券市場，有助于拓寬杠桿轉移的政策回旋余地，也有利于市場上人民幣均衡匯率的發現，并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一、促進投資者結構的多元化，有利于改進人民幣均衡匯率的市場發現效率
“8·11”匯改之后，美元對人民幣即期匯率一直保持寬幅波動的狀態，反映出外匯市場參與者對人民幣波動的預期短期內出清有限。根據近期的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當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的形成機制是“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收盤匯率”主要反映外匯市場供求狀況，“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則是為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所要求的調整幅度。這意味著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主要作用是作為政策目標存在，提升匯率政策靈活性和貨幣政策有效性，而針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討論可以歸結為外匯市場供求和美元走勢，其中核心是國際收支反映的供求趨勢。在這一背景下，盡管CFETS人民幣指數顯示人民幣內在幣值并未存在大幅貶值基礎，從外匯市場交易狀態卻顯示人民幣貶值預期的存在。
在這一時期內，外匯儲備波動加劇，持續的外匯干預使得中國外匯儲備充足率(外匯儲備規模/M2比率)由2015年年初的18.80%下降至2016年5月末的14.26%，當然這一水平仍處于10%至20%的合理區間，但已表現出央行在外匯市場干預的同時，需要尋找新的對沖力量，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擴大開放債券市場可發揮這樣的作用。
從平衡國際收支的角度看，在資本流入通道進一步打開的條件下，通過債券市場流入的資本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資本流出規模，更重要的是其背后體現出市場參與者的異質性預期，從而改善外匯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真實水平的發現功能。在2014年之前，中國基本處于國際收支“雙順差”的運行狀態，外匯政策也重點關注國際收支“雙順差”環境下的國際資本流入;自2014年下半年開始，因為中美經濟周期的差異和分化，中美貨幣政策之間也出現明顯的分化與利差收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短期市場預期，此時在原來的國際收支結構下形成的“嚴流入，寬流出”的外匯管理政策基調已較難適應當前新常態下的國際收支狀態。自“8·11”匯改以來，人民幣貶值預期在短期內一度加大，離岸與在岸人民幣匯差逐漸一度擴大至月均400bps以上，同時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中國主要債券券種也出現了大幅減少的趨勢，匯差增大與資本凈流出增加的同期及前后期趨勢顯著;而從2016年2月末央行進一步放開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后，境外投資者持有中國債券增量顯著改善，且在國債與企業債的增持比例方面表現出較為均衡的配置，其中配置國債、國開行銀行債和企業債的增長率均顯著增加10%左右。與此同時，人民幣離岸與在岸匯差也迅速下降，這一方面來自于美聯儲加息預期減弱、全球低利率環境等國際市場因素，另一方面也說明央行在匯率波動期間對資本項目的適度放開產生了成效，雙向資本流動一定程度上縮短了人民幣真實匯率的價格發現過程，以及降低了價格發現過程中的波動成本。
此外，在人民幣匯率寬幅波動的影響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離岸市場階段性地放緩，此時開放債券市場，引入境外機構到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投資，有利于推動人民幣由國際結算貨幣逐步發展成為國際投資貨幣，符合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整體要求。特別是在人民幣匯率預期漸穩之后、新的SDR貨幣籃子生效之前開放債券市場，為外匯市場帶來人民幣資產供給量的增加，符合人民幣真正進入SDR貨幣籃子后境外投資者配置人民幣資產的需求。
二、豐富融資渠道，有助于拓寬杠桿轉移操作空間
從國際主要經濟體的實體經濟部門杠桿率水平來看,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測算，截至2015年12月末，中國實體經濟杠桿率為254.8%，處于相對中游的水平，與美國(250.6%)接近，與歐、日、加等發達經濟體仍有一定的距離;就新興經濟體總體而言，中國實體經濟(主要是企業部門)杠桿率處于相對較高水平。從增量而言，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負債率處于較快速增長的趨勢，且不同部門表現出杠桿分布非均衡的特征。無論從絕對水平或增速來看，企業部門均是構成高杠桿的最主要部門。一方面，企業部門去杠桿的思路之一在于優化融資結構，在這一階段逐步開放債券市場，尤其是拓寬境外合格投資者的投資范圍，引入增量資金進入資本市場，長期或可改善企業融資成本，提高直接融資比例，將企業部門“去杠桿”進程中可能累積的金融中介系統性風險降低。另一方面，在穩定總需求的基本目標下，政府和居民部門適當范圍內“加杠桿”，從而為企業部門在增長中平穩“去杠桿”創造條件，從而優化杠桿結構分布，是當前平穩渡過去杠桿風險的思路之一。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口徑測算，中國政府部門杠桿率水平處于44.4%，遠低于60%的警戒線標準，處于新興市場國家政府部門杠桿率的平均水平，低于絕大多數主要經濟體杠桿率。從政府部門杠桿構成細分，中央政府杠桿率維持在較低水平，仍具有較靈活的加杠桿空間。截至2015年末中國國債余額約為10.66萬億元，按照其占中央債務75%～80%的比例測算，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率處于19.69%～21%區間內，相對地方政府債務仍具有較大的杠桿轉移空間，帶動國債融資支持財政支出。此時，對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開放債券市場，可引入增量資金進入，尤其目前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在投資債券市場時重點分布于國債這一券種，更增大了杠桿率向中央政府轉移的靈活性，以及通過國債渠道拓展財政政策實施空間的可能性。
三、國際范圍內低利率環境持續，助推債券市場對境外投資者擴容
當前全球正處于大范圍低利率環境，尤其是負利率水平的加深使得中國債券與境外債券的收益率差距增大，全球投資者在資產配置中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也有所上升。在日本和歐元區開始實施負利率之后，全球負利率的程度逐步加深，負利率債券規模也在持續擴大(表)。根據惠譽評級統計，隨著英國退歐事件影響的擴大，全球負利率債券規模已達11.7萬億美元，日本10年以內國債均為負利率，歐元區10年以內國債也大部分處于負利率水平。全球主要經濟體的低利率甚至負利率范圍擴散使得機構投資者在配置資產時逐漸關注海外更高收益率債券市場的投資。中國國債收益率始終維持在2%～3%的水平，高于主要經濟體的零利率和負利率水平。隨著人民幣離岸與在岸匯差的逐漸縮小，人民幣幣值逐漸顯穩，人民幣貶值預期改善后，境外投資者對中國債券的需求預計可能會迅速增加。
在這一背景下，債券市場的開放時機已凸顯，且具有進一步開放的空間。以政府債券的持有者結構為例，截至2016年5月，境外機構投資者持有中國國債比例最高，也僅達到2.99%，政策性金融債次之，約為1.72%，持有信用債等其他券種比例低于1%，遠低于亞洲其他債券市場的境外投資者持有情況。以政府債一類券種為例，日本和韓國的外國投資者持有占比已超過10%，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債超過1/3的部分由外國投資者持有，且這種持有趨勢增速顯著(圖3)。即使在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結束量化寬松政策后，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流出態勢漸顯的時期內，以及2015年下半年以來新興經濟體幣值寬幅波動的情況下，以中長期投資者為參與主體的政府債市場上，外國投資者參與比例也未曾大幅下降。這表明，配置全球資產的中長期國際投資者主要考慮的是匯率中性下全球資產配置的風險對沖功能及不同市場上資產收益利差因素，而非簡單的對幣值升貶值的博弈?？梢酝浦?，在當前全球低利率環境下適時開放債券市場，一方面中長期國際投資者的參與度提升，對于債券收益率曲線的價格發現機制具有完善的效果;另一方面，對人民幣資產需求的上升也有助于人民幣均衡匯率的價格發現效率提升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