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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干的“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中，“去產能”可能是最需要攻堅的部分。

　　產能過剩、重復建設，是一個持續多年的老話題。痼疾之所以難愈，根源還在政府對經濟運行的不當干預。解鈴還須系鈴人，過剩產能形成的根源是非市場化，那么，終極解決方案只能是讓產能配置回歸于市場化。

　　回顧過剩產能的形成過程，是政府的各種行政激勵、補貼扭曲了市場價格，并形成了獨特的、替代市場價格的“政府價格信號”。具體來說，過去這些年，地方政府成了配置經濟資源、刺激產能擴張的重要平臺。舉凡工業用地、信貸額度、環境污染容量、稅費優惠乃至勞動力資源（如技校學生），曾經出現在許多地方補貼產能的紅頭文件里。在產能高歌猛進的過程中，地方政府與產能推手其實各有斬獲——或者是政績，或者是免費午餐，但社會總體上卻往往“收獲”了產能過剩、環境污染、金融風險積累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下滑。去產能首當其沖的八大行業即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中，許多都可以看到這種形成模式的影子。

　　令人嘆息的是，在歷次產能過剩累積成社會性問題后，政府用來化解產能過剩的方式，基本上是當年刺激產能的方式的反向操作。

　　另外，企業預算軟約束也會造成擴張沖動，進而形成過剩產能，這在一些國有企業中尤其常見。究其實質，同樣可以歸為非市場化所致。

　　由于一直不是市場在起決定性作用，產能過剩的反復也就不足為奇了。所以，去產能雖是近期熱詞,但卻是老生常談。回溯政策會發現，其實早在2009年,國務院就發布《關于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引導產業健康發展若干意見》,明確提出了“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風電設備、電解鋁、造船、大豆壓榨等行業產能過剩”。可后來結局如何，自不待言。

　　如果產能過剩不能有效抑制，則中國經濟形勢必然日趨嚴峻。近幾年來，中國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無聲的驚雷”，即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不少企業成為“僵尸企業”、茍延殘喘，正是它們拖了全要素生產力的后腿。

　　壞的產能不出清，好的產能就長不大。消滅過剩產能不入虎穴，供給側改革就難得虎子。去產能的意義，正如《莊子》的寓言，江河東流，源源不斷給大海做增量，而大海靠“尾閭泄之”可保持平衡。去產能就是打開市場的“尾閭”。

　　回歸市場是解決產能問題的不二法門。

　　去產能，首先要區分周期性過剩和結構性過剩。對于前者，不宜“一刀切”，對于后者，則要堅決果斷。

　　在目前的特殊階段，去產能自然少不了政府的參與，而從中長期看，應該同時考慮到行政力量如何有序退出，自然過渡到市場化。

　　去產能背后需要同步改革的，就是地方政府考核體系。以經濟指標為核心的地方政府考核體系作用巨大，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這種激勵性體制關系很大，然而久而久之，也積累了經濟運行中的若干矛盾、問題。產能過剩、高房價、地方政府債務高企等問題，一定程度上都是以GDP為核心的政府考核體系的副產品。考核體系調整，則市場主體關系更容易理順。

　　去產能不可避免會有陣痛，尤其會導致失業率的上升。但正如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上所說的，甘蔗沒有兩頭甜，對待這樣的陣痛應有決斷的意志。

　　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指出，要讓市場在配置經濟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去產能正是落實這個戰略方向的關鍵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