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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微企業融資難一直是困擾我國地方經濟發展的“疑難雜癥”之一，多地也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和嘗試。《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在安徽采訪了解到，該省探索推出“4321”新型“政銀擔”合作模式，一年間為5000余戶小微企業提供200多億元融資支持，但受制于擔保機構行業性質，這種“安徽模式”可持續性仍存瓶頸制約，在政策上存在著定位尷尬，給金融監管帶來難題。

　　業內人士建議，應借鑒國外經驗試點“擔保銀行”，探索一條符合國情、根本破解小微融資困境的融資擔保體制改革新路。

　　“擔保集團主動上門服務，擔保費率降了30％，僅此一項就省了4萬多元費用。”在全國知名的板栗之鄉——大別山深處的金寨縣，合益食品公司董事長潘國霞說，多虧政府推行的新型政銀擔合作解決了企業擴大規模急需資金的燃眉之急。

　　記者看到，在合益食品公司加工車間，自動化的板栗脫殼流水線正在運行，經過蒸煮、脫殼、剝衣等工序，成品的黃色板栗仁由工人封裝好送往冷庫即將運往國外。潘國霞說，農企因缺乏抵押物很難貸到款，都是靠自有資金發展。去年通過政銀擔模式，安徽省擔保集團給她辦理了一次性“打包擔保”，給予企業單筆不超過1000萬總額不超過6000萬的擔保貸款額度。利用這筆貸款，企業上馬了一個年加工量五萬噸的新廠，出口加工能力上了新臺階。

　　為潘國霞辦理政銀擔業務的省擔保集團在保企業分公司負責人周劍說，金寨縣有50多萬畝板栗園，合益公司是金寨最大的板栗收購加工企業，合作訂單栗農500余戶，為企業發展“輸血”，就是為當地經濟和農戶發展造血。

　　安徽省擔保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錢力介紹說，2014年底，安徽省創新開展新型政銀擔合作試點，將過去銀擔合作由擔保機構一家獨擔風險，變為市縣擔保機構、省擔保集團、銀行和地方政府按4：3：2：1比例分擔風險，形成政銀擔優勢互補、權責統一、風險共擔、互助共贏的工作機制。政府通過新型政銀擔合作找到一條精準扶持小微企業、發展地方經濟的抓手，擔保和銀行共擔風險大大降低了小微企業融資門檻。

　　短短一年時間，安徽全省新型政銀擔業務放款281億余元，服務企業552戶，戶均貸款508萬元。據測算，通過“4321”，小微企業貸款獲得率提高5個百分點，參與合作的主要銀行小微企業貸款增加15％，受保企業新增利潤27億元，新增稅收14億元，服務就業7.86萬人；合作銀行普遍實行優惠利率，擔保機構年化擔保費率減少1／4以上，省擔保集團免收試點期間再擔保費（全年1.3億元）……安徽新型政銀擔合作模式實現了扶小、扶微、扶貧、扶農功能，發揮了普惠金融“接地氣”的優勢。

　　與潘國霞一樣，安徽東昌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徐鴻也深有感觸：以他所在的建筑安裝類公司為例，經營中不少資金需要銀行融資，但因為固定資產較少，加之當前經濟下行壓力，面臨的融資問題更加突出。比如說“融資貴”，原來擔保費率大約2％至2.4％，而貸款的基準利率一般上浮30％左右。

　　徐鴻所在的公司成了新型政銀擔合作的“嘗鮮者”，這讓他一下子輕松不少。徐鴻告訴記者，去年通過政銀擔模式，該公司共從銀行辦理了兩筆貸款，合計1000萬元，主要用于企業正常周轉的流動資金。“融資成本、財務費用大大減少了，擔保費率統一降為1.5％，貸款基準利率上浮幅度也降為10％。”

　　潘國霞、徐鴻是政銀擔合作中眾多受益者的縮影。“缺乏信用和抵押一直是小微企業貸款難的瓶頸，盡管國家和地方設立了一些專門扶農扶弱的普惠銀行，但這些銀行做大做強后往往　‘洗腳上岸’脫農脫小，這是資本的本能。”錢力認為，通過擔保為小微企業外部增信是破解其信用、抵押不足的有效途徑，而且也是目前國際上通行的做法。

　　有形與無形之“手”須定位明晰

　　“小微企業和農村金融改革較為類似，政府的目標和金融機構的要求不能放在一起。”受訪專家認為，政府的要求應體現為財政應有所支持，金融機構去支持“三農”只能是通過引導的方式。安徽新型政銀擔合作模式有其可取之處，即通過政策性的引導，讓金融機構支持小微企業。但政府之“手”和市場之“手”須定位明晰。

　　安徽擔保模式探索取得成效，政策性定位是一個突破。曾擔任安徽省金融辦副主任的錢力說，與國外準公共產品定位不同，國內融資擔保一度是商業性擔保占主流，行業風險高且小微企業融資貴。

　　為此，出任安徽省擔保集團負責人后，錢力率先提出國有擔保機構的政策性定位，認為小微企業融資擔保具備準公共產品性質，并在實踐中為新型政銀擔業務列出“政策性指標”：即貸款擔保業務單戶不超2000萬元；年化擔保費率不高于1.5％；加入省擔保集團政策性擔保體系的市縣國有擔保機構，市級融資擔保機構小微企業擔保戶數比重不低于70％，縣區級不低于90％。

　　業務體系和銀擔關系變化是安徽新型政銀合作模式的兩大亮點。安徽省擔保集團再擔保部總經理王家斌說，小微企業多在市縣，為撬動更多國有擔保機構服務小微企業，安徽省擔保集團通過注資參股等方式吸收各市縣國有擔保機構加入全省“4321”政策性擔保體系。目前，安徽擔保集團已在全國率先建立了省市縣三級政策性擔保體系，擁有成員單位124家，機構數占全省40％，在保余額占全省80％以上，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省級擔保集團。龐大的擔保體系也提高了與銀行議價的能力，重塑了銀擔合作關系。

　　成立于2006年的滁州銀豐融資擔保有限公司是政策性擔保體系的一員，省擔保集團是該公司的參股方。截至2015年底，注冊資金已從800萬元增加到超過3億元。該公司董事長薛梅表示，去年4月底以來，該公司啟動并扎實開展政銀擔業務，截至2015年底，已辦理政銀擔業務79筆，在保4.32億元，主要服務滁州市南譙區內的生產加工型、商貿和“三農”等中小微企業。

　　“銀擔關系發生了變化，擔保模式從銀擔合作發展到政銀擔合作，由過去擔保機構一家獨擔風險，變化成擔保機構、銀行、和政府共同分擔風險。”薛梅深有感觸地說，擔保業務質量在不斷提高，由于風險共管，雙方都加大對貸后管理的力度，真正做到共同關注，相互配合，“這種合作機制層層分散融資擔保業務風險，進一步緩解了小微企業融資難題的同時，提高了擔保公司抗風險能力。”

　　銀行的傳統觀念也在悄然變化。“在省政府主要領導直接推動下，新型政銀擔合作試點從開始的銀行難理解、不接受，到后來試試瞧、做做看，直至如今廣受認同。”錢力說，截至去年末，新型政銀擔合作銀行已達119家，擔保機構115家。

　　率先加入新型政銀擔合作并率先實行業務全覆蓋的郵儲銀行安徽省分行行長劉玉成說，小微企業因財務制度不健全且成長風險高，往往銀行想貸不敢貸。實行政銀擔合作模式后，政府加入分擔風險，全省政策性擔保體系實力壯大，有效解除了銀行的顧慮。去年該行小企業法人貸款凈增40多億元，其中一半是政銀擔業務的推動。

　　為確保政銀擔業務穩步推進，安徽省建立了擔保機構資本補充機制，連續四年省財政每年注資31億元用于做大政策性擔保機構的資本金，其中，11億元直接用于補充縣（市、區）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資本金；20億元由安徽擔保集團向管理規范、風險可控的縣（市、區）國有及國有控股融資擔保公司注資參股，已注資60億元，覆蓋100家機構，平均單戶注資額6000萬元，平均持股比例25.8％，最高注資額1.25億元，最低注資額500萬元。

　　此外，安徽省還建立了風險補償機制，省市縣政府都建立了擔保風險補償資金，列入財政預算，發揮政府信用和風險補償作用。“持續穩定的資本補充和風險補償機制為安徽擔保模式的持續健康發展，夯實了資本基礎，大大提升了擔保機構的抗風險能力。”錢力認為，實踐證明，通過財政資金建立政策性擔保機構資本補充和風險補償機制，實現了效率、安全、公平、持續的有機統一。

　　擔保銀行是未來方向

　　盡管安徽擔保模式探索受到各方認同，但采訪中，無論是擔保機構、銀行還是小微企業都對政銀擔合作的可持續性推進表示出擔憂。不少企業和基層國有擔保機構反映，目前政銀擔合作中，有的銀行并不積極，甚至變相增加企業貸款門檻。因此，如果缺乏更高層的支持和強有力的機制，恐怕也很難走遠。

　　記者走訪了解到，經過一年來的發展，安徽新型政銀擔合作業務實現了“四個覆蓋”，即覆蓋全省所有省轄市，覆蓋主要縣區，覆蓋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覆蓋所有政策性擔保機構，該模式受到地方政府、銀行、擔保機構等各方特別是小微企業的認同。

　　“地方政府承擔10％的風險責任能增強各方面信心，體現政府對擔保體系的支持。”負責當地政銀擔工作的滁州市南譙區副區長趙永賓認為，財政支持中小企業的資金通過支持省擔保集團，再由其注資參股市縣國有擔保機構、設立政銀擔業務代償風險基金等形式，精準扶持小微企業，放大了財政資金支持效果。

　　合肥興泰金融控股公司負責人表示，新型政銀擔合作打破了過去銀擔合作中銀行不分擔代償風險的慣例，擔保機構加入新型政銀擔合作提高了擔保效率，控制了擔保風險，形成了持續可行的擔保模式。

　　對于眾多中小微企業來說，原來達不到信貸標準的，因為政銀擔業務達到了，大大減輕了企業的發展壓力。“要不是政銀擔提供的1100萬元貸款，業務都沒法正常做了。”為西門子、康佳、創維等家電企業做注塑件配套的滁州市博康模具塑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和平說，這兩年銀行收緊了貸款業務，公司又沒有銀行認可的抵押物，資金一度極其緊張。多虧政銀擔業務提供了貸款，解決了公司的資金危機，去年公司銷售額逆勢增長14％。

　　“金融機構應該懂產業、懂實體經濟，而不是只看企業有沒有擔保和抵押。”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認為，當前形勢下，融資擔保機構需要專業化運行，幫助銀行做專業的產業和企業甄別。安徽擔保模式的特點就在于此。由于同時建立了一個各方認可的風險分擔機制，這種創新很有價值，值得進一步推廣。

　　不過，《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解到，受制于擔保機構的行業屬性，一旦發生擔保風險，往往無法擁有資產處置優先權，難以及時彌補損失。“擔保的代償代扣風險很高，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可持續發展面臨隱患。”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去年專門對安徽擔保模式的改革創新進行了專題評估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試點安徽擔保銀行。該課題負責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董裕平表示，現行的安徽擔保模式對我國融資擔保體制有一定程度和范圍的突破，但持續性、穩定性尚待時間檢驗。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實現小微企業融資難根本破題，開展擔保銀行改革試點更有必要。

　　董裕平專門對德國擔保銀行制度進行過研究。他認為，擔保銀行具有行業的金融屬性，業務的政策性，銀擔風險分擔及資本共享機制，穩固的政府風險補償機制等特征，值得借鑒。安徽可率先開展組建政策性擔保銀行改革試點。

　　錢力說，安徽省擔保集團專門學習借鑒德國擔保銀行模式，并與德國擔保銀行開展了超過2個億的實質性合作。他介紹，德國有17家擔保銀行，州政府與擔保銀行共擔風險，擔保貸款平均放大倍數是27倍，而目前安徽銀政擔的平均放大倍數是4，全國僅為1。“全國8000家擔保機構總資產約1萬億，目前平均放大倍數1.06倍，如果推行安徽擔保模式可撬動對小微企業資金支持4萬億，若試點擔保銀行達到德國水平，那將撬動27萬億的資金支持。”

　　“從安徽實踐來看，探索政策性擔保體系建設的研究在全國是創新，走得比較快、做得比較好，開展擔保銀行試點可以探索。”專家認為，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小微企業是培育新的引擎的重要支撐，需要多途徑探索來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到底怎么樣建立政策性擔保體系，以什么樣的方式來使賠付更合理，帶動社會資源服務小微企業覆蓋面更大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董裕平、李揚等建議，未來可以借鑒德國經驗將安徽擔保模式上升國家層面試點擔保銀行。重組以安徽省擔保集團為核心的覆蓋全省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改制成為有限牌照的政策性擔保銀行，專門為小微企業提供政策性融資擔保服務。這既可解決目前安徽擔保模式在代償代損及銀擔合作方面的可持續性難題，還能使其通過發行專項金融債低成本融資解決流動性，減輕財政的注資負擔，保證擔保的政策性，提供一條長久破除小微融資困境的新路，進一步豐富為小微企業服務的金融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