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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末上海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就全球協力穩增長達成共識，其后由中國央行率先降準，全球發達國家央行相繼釋放寬松信號，如歐央行下調三大利率疊加提高購債規模、日央行維持負利率并強調必要時加大寬松、美聯儲最新議息會議暫停加息傳達鴿派言論，全年加息次數從前期的四次下調至兩次等。此外，澳大利亞聯儲、韓國央行、新西蘭聯儲等央行也均表示維持寬松政策的必要性。

????可以說，在當前全球經濟疲軟，金融市場不確定較強的背景下，全球央行正在開啟新一輪寬松貨幣政策接力，這對穩定經濟，防范金融風險是必要的。然而，寬松政策背后卻有些奇怪的現象，如日本央行負利率、歐央行降息之后，對應的日元、歐元反而大漲，全球投資者避險與恐慌情緒空前加大，說明貨幣政策或許有不可承受之重，若要真正走出危機泥潭，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各國更為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或許更是無法回避的。

????從經濟基本面情況來看，今年1月IMF將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估從3.6%下調至3.4%，OECD則將2016年全球經濟增速從3.3%下調至3.0%。其中，美聯儲加息以來，美國經濟增長數據好壞參半，企業利潤下浮明顯，就業數據雖然良好，但仍屬滯后指標，制造業與出口難以承受過強美元;歐洲、日本抗通縮壓力較大，前期德國銀行引爆風險，日本負利率下日元走強，均顯示全球投資者風險情緒加大。

????應對當前經濟下滑，傳統的貨幣財政兩大政策手段顯然有些失衡。一方面是全球央行的全面寬松，甚至負利率;一方面卻是積極財政的不足。如美國債務上限主要受制于兩黨政治，并非財政不可持續;德國得益于經濟增長和稅收增加，2015年財政盈余為121億歐元，連續兩年沒有聯邦財政新增債務，考慮到歐元區整體疲軟的經濟環境，財政盈余的出現無異于緊縮的財政政策。筆者贊同中期財政需要鞏固，但為扭轉當前整體低迷的經濟環境，通過短期內積極財政幫助更多的基礎設施支出以支持經濟增長，在增長中重塑財政也是可以選擇的。

????更為關鍵的是，危機以來各國經濟結構轉型整體來看不盡如人意，要走出危機，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例如，美國方面，再工業化進程緩慢,2014年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12.1%，甚至低于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12.8%的水平;高消費低儲蓄的格局沒有改變，危機以來，美國的私人消費率不降反升，甚至超過了68%而成為自二戰以來的歷史性高點;貿易逆差更加嚴重，2015年全年美國貿易逆差擴大至四年來最高。稅收和醫療改革成效頗微，唯有資產價格上漲頗為明顯，如房價、股票價格不斷攀高，金融行業工資上漲遠遠領先，加大了財富分化。

????歐元區方面，財政一體化之路漫長，勞動力改革、福利制度改革也是長期過程。當前，歐元區勞動力市場失業率高企與勞動力閑置共存。2月德國失業率創25年來新低，僅有6.6%，而同期法國、意大利失業率超過10%，西班牙失業率超過20%，年輕人失業率高達50%,數據背后反映了德國前期經歷勞動力市場以及高福利和高稅收改革的痛苦與成就,也反映了其他國家相關改革的滯后。同時，許多歐洲國家公共部門龐大而效率低下，影響了勞動生產效率，亦需要大刀闊斧的改變。

????日本方面，安倍經濟學三支箭前兩支貨幣與財政放松均已射出，第三支箭結構性改革卻不如人意。如勞動力市場改革方面，如果未來不能通過放松管制增加更多就業崗位，鼓勵女性就業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將很難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匱乏局面與沉重的養老支出。而財稅改革方面，消費稅提高與穩增長也存在困境，提高路徑步履維艱。

????新興市場方面，前期得益于發達國家量化寬松，資金源源涌入，享受了高速增長，也推高了資產泡沫。然而，美聯儲加息預期出現以來，新興市場改革滯后的后果得以顯現，投資者預期不斷下降，資金撤離風險加大，新興市場國家面臨股市、債市、匯市的洗禮。曾經一度風光的金磚四國中，巴西、俄羅斯甚至陷入衰退，教訓沉重。

????對于中國而言，更為積極的財政與推進供給側改革亦是應對中國經濟新常態，實現未來五年經濟中高速增長的不二法門。可以看到，剛剛結束的兩會，決策層政策已經轉向穩增長，不僅M2目標擴大到13%，遠遠高于名義GDP與通脹水平，顯示貨幣政策十分寬松，而且財政赤字目標也首次提高3%的新高，考慮到今年去庫存、去產能壓力較大，筆者認為，未來積極財政有必要在去產能人員安置、農民工進城增加公共服務投入以及增發國債等方面做出更多安排。

????當然，穩增長措施的推出一定要注意結構性問題，如為避免重走“四萬億”經濟老路，做好項目儲備是必要的，如可以加快對“十三五”既定投資計劃中項目以及前期審計署審計中發現的開工緩慢項目，同時項目更多地傾向于糧食水利、中西部鐵路、科技創新、節能環保，以及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民生投資。此外，防范資產價格泡沫化風險也十分關鍵。

????而從根本來看，從改變GDP考核方式，金融改革、財稅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戶籍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土地改革、價格改革等諸多供給側改革的推進更為迫切，畢竟世界各國危機以來的例子表明，唯有結構性改革才是為增長提供內在動力，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保障。

????(作者沈建光系瑞穗亞洲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明明系瑞穗證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