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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中國陶瓷之都”，佛山陶瓷行業剛剛經歷了轉型“陣痛”。通過淘汰轉移、改造提升，企業數從300多家減少到不足70家，產值卻翻了一番。

　　在重慶，通過有針對性地“補鏈”“強鏈”，電子信息和汽車兩大支柱產業形成全產業鏈集群競爭優勢，并加快與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對接、互動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2015年產值達到1660億元，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多，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0%。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在東部沿海及部分西部省份采訪時發現，一些地方以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引領的新產業、新供給大量涌現，對經濟的貢獻日益突出，新舊動力轉換趨勢初步顯現。

　　傳統制造“老樹發新芽”

　　多位地方官員表示，傳統制造業基礎雄厚，提升空間很大，而大部分新興產業并不是“無中生有”。當前應注重從供給端加大引導，以智能制造、“互聯網+”和產業鏈升級等推動產業提升。

　　在制造業基地廣東省佛山市，家電、家居、陶瓷等傳統制造企業呈現“老樹發新芽”的態勢。家電龍頭企業美的引入800多臺機器人，生產效率提高了15%。同時，為適應消費升級變化，推出防踢被兒童空調、自動投放智能快凈洗衣機、高溫“蒸汽洗”油煙機等系列創新精品，去年前三季度實現凈利潤110億元，同比增長22.6%，在福布斯世界500強中超越了惠而浦、LG等國際家電巨頭。

　　以政策和資金為引導提升技術，傳統制造業煥發新生機。自2015年3月，廣東省推出新一輪技術改造計劃，用三年時間投入9000億元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1至10月，全省工業技改投資2592億元，同比增長61%，為企業帶來大幅增效。1至10月廣東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6.6%，比全國平均高出8.6個百分點，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大為提升，比上年人均增加近萬元，漲幅5.2%。

　　以產業鏈集聚升級為抓手，傳統支柱產業有望實現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梯度躍遷”。西部的重慶市，以汽車產業為基礎，新能源及智能汽車正在發力突破；圍繞電子信息產業鏈的垂直整合，集成電路、顯示面板等核心零部件及多元化智能終端正加速形成。電子信息和汽車兩大支柱產業的規模2015年各達5000億元。

　　新興產業穩固壯大“區域隆起”

　　創新是新動力形成的關鍵要素。一些地方通過大力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謀劃布局未來，新供給大量涌現，供給結構呈現優化態勢。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新興產業成長梯隊正在穩固壯大，“未來現實”產業加快布局，產業新舊動力轉換勢頭顯現。

　　深圳是我國的“創新高地”，截至2015年11月，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達到5500多家，形成了大企業“頂天立地”、小企業“鋪天蓋地”的發展格局。在“水草豐茂”的創新環境下，每年都會涌現大批創新型企業，推出全新科技產品。2015年，華大基因推出兩款自主研發的基因測序系統，開啟了國內初生缺陷預防等精準醫療市場；比亞迪新能源汽車爆發式增長，銷量躍居全球第一；超多維光電子公司在全球獲得500項專利，成為全球3D應用技術的領先者。

　　多位專家和科技企業負責人表示，與此前我國更多是“跟隨、追趕”不同，在新一輪產業變革中，中國制造和科技創新正在逐步躋身“引領”之列。以被稱為21世紀“未來材料”的石墨烯為例，我國相關專利已超過美國處于世界首位，重慶建成全球第一條年產量100萬平方米石墨烯薄膜生產線，2016年石墨烯電子地圖、單雙頁電子書、柔性手機等都將投入市場，石墨烯大規模應用時機即將到來。一些地方正在加大布局既符合全球科技演進方向、又可在近中期實現廣闊市場的“未來現實”產業。深圳專門制定了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天等未來產業發展規劃，市財政連續七年每年投資10億元用于支持核心技術攻關、創新能力提升和產業鏈關鍵環節培育。

　　記者了解到，在我國東部沿海及中西部，戰略性新興產業呈現高速增長、“區域隆起”的態勢。在深圳，新興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引擎，戰略性新興產業近五年平均增長20%以上，為同期GDP增速的兩倍，增加值占GDP比重高達35%，居全國城市首位。在重慶，戰略性新興產業2015年產值達到1660億元，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多，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0%。

　　供給側改革“用武之地”廣闊

　　不少地方對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抱著極高熱情。在采訪中，很多地方官員表示，相對于需求側管理而言，供給側改革更多是結構性的，涉及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行業結構，這給了地方“用武之地”。

　　廣工大數控裝備協同創新研究院由地方和大學共建，目前正聚焦佛山產業群，圍繞各產業板塊升級的共性技術重點突破，向企業提供技術改造方案。在新舊產業和發展動能轉變的關鍵期，積極提升改造傳統動能，既可有效防止新舊銜接中的“青黃不接”，也是新動力啟動的基礎。《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一些地方正在強化技術供給，搭建公共平臺，突破產業升級瓶頸。

　　同時，不少地方正在改變傳統的政府扶持做法，真正讓企業、市場走在前面。例如，上海市探索發行“四新”服務券，鼓勵企業與高校合作，進行技術開發和轉讓，政府扶持由“返稅”轉向“返服務”。

　　針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高投入、大市場的特點，一些地方改變財政扶持資金使用方式，探索股權投資、融資租賃等市場化的投融資供給模式。中關村發展集團是北京市促進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發展的資金平臺，通過引入市場化投融資模式，設立中關村天使投資母基金、創業投資母基金、海外并購母基金等。同時積極利用資本市場發行私募債券、企業債公司債、中期票據，形成1000億元規模的社會資金，實現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集中支持大信息、大健康兩大產業，投資和服務落地項目達1028個，投資額250億元。

　　科技成果產業化，一直是科技創新的難點。一些地方加大探索科研管理體制和成果轉化機制改革，完善成果確認、股權激勵和收益分配等制度，激發研發機構和科研人員創新活力。中科院重慶研究院通過股權合作引入企業投資石墨烯開發，研發團隊獲12.5%的股權，為石墨烯產業化源源不斷注入技術動力，不到三年成功實現從實驗室向產業化應用的大跨越。

　　多位受訪的地方官員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須堅持“企業為主體，政府造環境”的原則。為此，佛山市提出將2016年作為信息基礎設施的“補短板攻堅年”，補上光纖改造、基站建設等方面的“短板”。廣州市科技創新委員會主任馬正勇說，廣州科技經費投入低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現已提出科研經費和科技企業孵化器“雙倍增”計劃，致力于營造創新生態系統的“森林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