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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大霧致高速公路２００余個收費站關閉；北京單站ＰＭ２．５濃度近千，年內首次發布大霧、霾、空氣重污染三個橙色預警……華北多地霧霾爆表，程度之重創今年紀錄。

　　霧霾之下，一些地方啟動緊急預案減少顆粒物排放，加大環境違法處罰力度，北京中小學停止戶外活動，部分學校自行停課。然而，仍有個別企業心存僥幸，違規排放、停開環保設備。

　　本輪霧霾天氣為何來勢兇猛？面對重重考驗，“清新中國”未來如何實現？

　　地標被“霾”沒　多因素助推持續污染

　　１１月２７日開始，今年以來最嚴重的污染過程已持續至第５天。霧霾面積一度擴大到５３萬平方公里，京津冀至關中平原多地ＰＭ２．５爆表，１１月３０日當天北京３５個監測站２３個達六級嚴重污染。

　　一些地標性建筑憑空“消失”，兩棟相隔幾十米的大樓竟然“互不相望”，車輛行駛至十字路口卻看不清楚交通燈指示，醫院呼吸道疾病患者增多……在連續陰暗灰霾的天色中，人們紛紛將自己“武裝”起來，空氣凈化器、ＰＭ２．５活性炭口罩，與防霾有關的商品迎來銷售“井噴”。

　　在北京，此輪霧霾存在“兩次明顯躍升現象”，污染濃度大幅波動，并出現極端峰值。“第一次躍升發生在２６日１８時至２７日，空氣質量由‘二級良’直接跨４級躍升為‘六級嚴重污染’；第二次躍升發生在３０日，１２小時內增長近１０倍。”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主任張大偉介紹說，“南部地區部分站點則出現超過９００微克每立方米的極端峰值污染濃度。”

　　“霧霾前大氣中可容納污染物的‘混合層’高度約為幾公里，霧霾來時‘混合層’急劇壓縮為幾百米，擴散空間垂直高度驟減，污染物濃度瞬間飆升。”張大偉說。

　　一時間，“供暖性霧霾”成了網絡熱詞。對此，住建部相關負責人介紹，供暖只是壓垮空氣質量的“最后一根稻草”，取暖結構不合理和區域性燃煤污染是主因。

　　該負責人表示，我國北方絕大部分城鎮和農村建筑的采暖是依靠燃煤，而且存在大量低質煤。城市大院、農村民宅使用的獨立小鍋爐比較多。而據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研判，本次重污染期間，與燃煤污染排放關系較為密切的有機物、黑炭等濃度增長曲線基本同步，反映出區域燃煤污染的重要影響。

　　特殊的氣候背景和極端的氣象條件，也是此輪華北霧霾的重要誘因。２０１５年是有歷史統計以來的“最強厄爾尼諾年”，１１月華北地區多次強降雪，化雪后華北地區大范圍處于“高濕度”“低風速”“強逆溫”的極端不利氣象條件，助推了污染持續積累。

　　應急預案紛紛出臺，重壓下仍有企業“伸出黑手”

　　１１月２９日，北京發布今年首個橙色預警；３０日，河北、天津陸續發布橙色預警。中央氣象臺預測，１２月１日下午至夜間，為污染最強時段。

　　霧霾之下，一些地方紛紛啟動應急預案，北京市教委啟動空氣重污染應急橙色預警指令，要求學校停止戶外活動，并根據所在地區情況自行調整課程安排。部分學校已啟動“停課不停學”預案。在連續霧霾天里，這樣的應急措施既是必要之選，也是無奈之舉。

　　此外，北京市按照《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啟動二級應急響應措施后，環保、住建、城管、園林綠化、交通管理等部門分別就交通、施工、除塵降霾、監督檢查等方面啟動相關工作。

　　然而，環保部門督察和記者調查發現，仍有一些企業、部門對霧霾和部門要求“選擇性失明”，令大氣環境不堪重負。

　　北京市環保局通報顯示，針對當時空氣重污染預警的應急措施落實情況的督查檢查中，發現存在土石方工地未停工、企業生產廢氣凈化裝置未正常運行等違法行為。少數企業心存僥幸，在夜間不正常運行或擅自停用環保設施。環保部派出的共１１個督察組連日來發現，工地違規施工、道路揚塵嚴重、企業違法排污等現象仍然突出。

　　事實上，縱觀歷次嚴重霧霾天氣期間，“高壓下的違規”屢禁不絕。特別是，近年來“霧霾下鄉”趨勢突出，一些企業為逃避督察、降低環境違規成本，將廠子遷到偏遠鄉下，給本就脆弱的農村生態帶來巨大壓力，也給檢查帶來重重障礙。

　　據記者了解，針對冬季大氣污染特點，北京市于１１月初至明年３月底開展大氣污染專項執法季行動，重點對鍋爐排放情況、在線監控設備運行情況、燃煤鍋爐房煤質情況、無照生產銷售劣質散煤、經營性小煤爐、重點ＶＯＣＳ排放單位、露天焚燒垃圾枯草樹葉等七項重點大氣類環境違法行為，進行精準打擊。１１月，發現違法行為１６０起，擬處罰９１起，擬處罰金額２８５．２萬元，查封７家，關停１家，立案數同比增長５３．９％。

　　三個“橙色預警”齊發　“呼吸之痛”何時緩解？

　　１２月１日，北京市空氣污染過程仍在繼續，首次齊發空氣重污染、霾和大霧三個“橙色預警”，市民深感“呼吸之痛”。

　　據記者了解，近年來，環保部先后發布了多個指導意見，指導各地及時制定并完善重污染天氣條件下的應急預案，根據污染級別，建立響應機制。根據北京市規定，藍色、黃色、橙色、紅色預警分別指預測空氣重污染持續１天、２天、３天、及３天（７２小時）以上。不同的預警級別意味著不同的治霾措施程度。例如，“橙色預警”時，實施包括停工、停產在內的“四停”措施；發布一級“紅色預警”時，進一步嚴格“四停”措施的同時，企事業單位根據空氣重污染情況可實行彈性工作制。

　　對于市民的疑惑，北京市環保局應急處相關負責人表示：“事實上，橙色預警已經包括了大量強制性減排措施，只要認真落實，減排力度一樣大。同時，相對于紅色預警，啟動時將實施機動車單雙號限行、中小學停課，橙色預警對市民日常生活影響更小。”

　　事實上，關于是否要從“橙色預警”升級到“紅色預警”這一問題的爭論，它關乎的不僅僅是相關部門的“面子問題”，更應當是為未來發展模式敲響的一記警鐘。

　　專家指出，“治污減霾藥”其實沒少吃，效果為何難如人意？根本上還是一些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方式和觀念沒有轉變，過度依賴“黑色ＧＤＰ”，而忽視“綠色ＧＤＰ”的建設。

　　治理霧霾，已經成為一場嚴峻的“呼吸保衛戰”。近年來，環保國策入法、污染信息公開、按日計罰，政績考核方面，各地政府已經向著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產能過剩等指標的考核權重轉變……隨著一項項政策和制度的改進，人們期待未來的空氣質量會逐漸好轉。

　　此外，在區域經濟迅速發展的當下，有專家建議，唯有打破治污“一畝三分地”，走好“全國一盤棋”，啟動碳排放交易權，運用市場化手段降污，如此或能緩解“霧霾中國”的“呼吸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