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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給端”，這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官方經濟學思想轉變的必然選擇。

　　中央高層在過去的十天內，頻頻提到供給側改革。11月10日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可謂中國宏觀政策的重大分水嶺：在這個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正式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的建議稿中，明確提出要“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加快實現發展動力轉換?！?/p>

　　經濟學家馬光遠告訴《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這也意味著，“十三五”期間中國將把實現可持續增長、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著力點放到打破各種障礙、釋放經濟增長的活力、提高潛在增長率的“供給端”上來。

　　減速增長下轉換經濟引擎

　　NBD：以往我國對經濟增速重視程度更高，經濟調控也往往通過擴大投資為代表的需求端政策為主，目前情況是否出現變化？

　　馬光遠：從經濟增長基本理論講，7%的增長是一個比較高的增速，如果這個數字大家認為很差的話，那說明對整體經濟的基本走勢出現了誤讀。

　　當前，制造業、房地產、出口、投資、消費、基建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要素，它們承擔了中國經濟增長99%的動力，不過這六大要素近期都出現了一些問題，只有基建投資去年全年增長21%，遠遠高于GDP的增速。

　　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更換引擎，從全國范圍內看，還沒有新的引擎足以替代過去的六大要素，但如果依然過度依靠老的經濟增長模式，今后的道路只會越走越窄。

　　NBD：下一步，中國經濟需要著力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馬光遠：未來3~5年的時間里，產業要轉型，我們可能要面臨企業重組、倒閉等很多沖擊，但我認為，需要擔心的不是經濟增長速度，而是在減速增長的情況下，如何完成經濟增長引擎的轉換，如何完成思維的轉換。

　　過去30多年，企業競爭主要依靠做規模，成就行業的大龍頭，同時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來獲得競爭力。中國當前制造業總規模全球第一，但是競爭力仍處在非常低端的水平。

　　在新的周期下，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謀劃兩件事：再工業化、在全球戰略新興產業領域進行新的布局。下一個階段對中國來講，要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穩住陣腳，應該主要做好兩件事：打造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及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爭取制高點。

　　過去30年我們創造了全球經濟增長的奇跡，下一個30年很難再有奇跡，我們只有通過改革，通過改變發展方式，通過創業創新，才有可能真正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問題。

　　轉向供給端的必然選擇

　　NBD：高層也是在下一個五年規劃的關口上，屢屢提到供給端改革，您認為這有什么現實意義？

　　馬光遠：所謂“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層面構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須的現代金融、產業、財稅等制度體系，放松管制，打破壟斷，釋放民間資本活力；在技術層面，通過營造激勵創新的生態實現創新驅動；在人力層面，通過教育制度改革，實現人力資本跨越；在社會保障層面，通過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實現共享發展。

　　從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給端”，這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官方經濟學思想轉變的必然選擇。

　　當下的中國經濟，包括制造業、人口紅利、消費等在內的傳統引擎都趨于疲弱，這同時也意味著，必須通過供給端的改革，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而不是通過加大刺激，人為實現所謂的“高跟鞋式增長”。

　　NBD：側重增長的供給并不發軔于中國，您覺得其內涵是什么？

　　馬光遠：中國經濟學思想轉向“供給側”的時代背景盡管和當年美國經濟面臨的環境不同，但又有很多相似之處。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也陷入了戰后黃金期后的大停滯。

　　在宏觀經濟學演變史上，“供給學派”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可謂風靡一時。這個學派是上世紀70年代后期興起的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強調需求方面的理論，而特別著重于供給方面的一個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諾獎得主蒙代爾以及拉弗。其政策主張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戳到了美國經濟的最大病癥，因而被美國總統里根采納，以“里根經濟學”而揚名立世。

　　供給學派強調決定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都是經濟中的勞動和資本的配置與有效利用，認為抑制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原因是過多的政府干預，以及過高的稅收，因此主張放寬各種管制，降低邊際稅率。

　　一個運動員最終成績取決于其體能，而不是短期的訓練或者獎金等刺激政策。這就是供給經濟學的真正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