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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信證券的半數高管到證監會主席助理，從中國最大券商的總經理到曾經執掌滬深兩大交易所帥印的內行專家，在過去的數周內，包括張育軍、程博明等在內的多名人員相繼接受調查，凸顯了中國證券市場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密切關系，以及缺乏制約的行政權力背后金融腐敗、權力尋租的高發性。

　　中信證券是本次救市的“大隊長”，救市期間，中信證券總部營業部、望京營業部、金融大街營業部、呼家樓營業部被視為證金公司的“御用席位”。張育軍則是本次救市的“主持人”，其日常分管的機構部、基金部所監管的券商、基金等亦與此次救市利益密切相關。救市“大隊長”和“主持人”的相繼接受調查，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同時落馬，似乎在隱喻著一種危險的“共生”關系。

　　眾所周知，券商、基金是證券市場的參與者，擔任著“運動員”的角色，而證監會則是證券市場的監管者，擔任著“裁判員”的角色，在“運動員”和“裁判員”之間，本應當有清晰的邊界：“運動員”不能干涉市場規則的制定和執行，“裁判員”不能干涉市場的運作細節，兩者之間不應當產生過多的利益交集。只有這樣，市場的公正性才能夠得到保障。

　　然而，現實卻是，一方面，在過去的數年中，證券監管機構和券商、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政商“旋轉門”情況頻繁出現。因為職業瓶頸和其他一些因素，大量曾在證券監管機關、交易所任職的官員“下海”奔赴券商基金公司。這一情形也給監管部門正常履行對這些機構的監管職責帶來了一些無形的困難。

　　另一方面，監管部門權力過大，一些本來應該交還給市場的權力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監管部門手中，為這一領域金融腐敗和權力尋租的滋生提供了空間。一家上市公司證券部負責人表示，近期一名被調查的嫌疑人在任職期間，一度負責其上市公司再融資審核，迄今不僅多次要求其提供高規格接待，例如為飯局“埋單”，還向其承銷券商“打招呼”要求為其親友子女安排工作。有證券公司高管甚至表示，“原來曾經遇到過敏感材料交到會里，監管人員當著上市公司、證券公司送材料人員的面先下單后辦事的極端情況。”新股發行、定價和上市公司再融資這些涉及到大量利益的行為，本應當由市場來決定，但目前決定權都掌握在監管者手中，從原發審委委員鄧瑞祥、并購重組委委員吳建敏，到發行監管部處長李志玲、發行部三處處長劉書帆、投保局局長李量，均未能經受住這一巨大利益的考驗。

　　作為我國證券市場建立以來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張育軍被披露接受調查之后，市場之中惋惜的聲音頗多，很多觀點認為張本人深諳中國證券市場的運行之道，是一位內行專家，仕途正當如日中天之際就此了結，未免可惜。而在筆者看來，在當前中國證券市場監管者和被監管者這種危險的、不正常的“共生”關系之下，市場和行政的邊界混亂，金融腐敗和權力尋租空間巨大，將會吞噬越來越多的從業人員，監管者和被監管者誰也不能獨善其身。為今之計，只有盡早地明確行政權力和市場的邊界，嚴格劃清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界限，才能避免監管的缺失和缺位，最大程度上防止金融腐敗和權力尋租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