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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2月全國33縣（市、區）被確定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后，農村宅基地改革即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日前湖北宜城市“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實施方案”獲國土資源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項試點工作領導小組的批復，表明農村宅基地改革試點工作已開始全面啟動。　　

　　不過，就人們關注的農村宅基地入市問題，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郭光磊向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表示，即便是試點，地方上的改革也強調要于法有據，不能踏紅線，目前所謂的改革試點也好、經驗也好，更多的還是在原有的政策基礎上，做一些小的修修補補和一些新的解讀。郭光磊以北京舉例：“在宅基地上，我們也抓了一些試點，今年5、6月份開始運營，如懷柔區渤海鎮田仙峪村，我們把農村閑置農宅集中起來，進行市場化和商業化的運作，主要用閑置的宅基地進行一些與城市市場需求相符合的休閑養老，發展休閑養老業，在農業方面培育新型農業經營。這些做法也很難說它是不是入市，主要還是以農戶＋合作社＋社會資本的方式來處置。”　　

　　事實上，關于農宅流轉入市，一直是理論界和市場爭論不止的熱點話題。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員趙樹楓歷時10年對農村宅基地進行深入研究，日前將其成果《農村宅基地制度與城鄉一體化》集結出版。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將農村宅基地政策梳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62年八屆四中全會定的60條修正草案，規定宅基地歸集體所有，不準出租和買賣；但房子還是農民所有，可以出租買賣。“這就引起一些問題，制度本身有矛盾，于是中央關于各地對宅基地問題做了補充規定，主要是房子出賣時宅基地的使用權隨之轉移給新房主，行話叫地隨房走。”趙樹楓對本報記者說：“那時流轉是沒有限制的，歡迎城里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到農村去。”第二個階段，國務院1999年39號文規定，農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準城市人占用農民土地住宅，不得給違法買賣的住宅發放土地證和房產證。第三個階段是《物權法》頒布，但其中關于農村宅基地的問題只是進行了模糊處理——宅基地的取得使用和轉讓按土地法和國務院規定來辦，隨后國務院發出通知，明確城市居民不能到農村購買宅基地、農民住宅或小產權房。第四個階段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提出了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為什么在農宅流轉問題上爭來爭去，總解決不了？趙樹楓認為：“一直以來，政府是依靠經營土地，建立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來維持城鄉二元結構本位運行，突破了同地不同權，就從實質上突破了二元體制。現在我們明確提出要打破二元體制，開了一個小口，就是所謂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轉讓。不過，實際上這一條是土地法早就規定的，從這個角度看，到目前為止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還可以說沒有大的突破。”　　

　　趙樹楓認為，現行的宅基地制度，經歷了計劃體制和向市場經濟轉型兩個階段，主要的特征是：一宅兩制，公地私房；無償取得、長期使用；政府管制，限制流轉；強調福利，漠視產權。當然，在一定歷史階段，這樣的宅基地制度也發揮了積極作用，一個是讓廣大農民擁有大體公平的居住用地，保證了居者有其屋，同時堅持了一戶一宅，發揮了保護耕地的作用。　　

　　“其主要問題是限制農宅在集體以外流轉。”趙樹楓說，這個矛盾在北京地區顯得尤為突出。北京郊區在城市化、市場化、生態化的推動下，農村宅基地跟他的房屋已經成為本地農民、城鄉居民和外來人群共同利用的一塊寶地，它的生產資料功能、環境功能、文化功能和財產功能都日益顯現。對農民來講，耕地沒有了，他就指著這塊地收房租，不讓流轉，實際上它損害了農民的財產權利，違背了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條件下的城鄉流動、人口流動，并使我國公民的就業和遷徙自由受到了損害。　　

　　郭光磊表示，新型城鎮化的基礎是要解決土地制度問題，要研究土地制度的安排問題。它涉及到農業、農村、農民的基礎、基本的生產關系的調整和生產資料的配置。土地問題不光是個“三農”問題，也是城市問題，同時也是我們政權的基礎問題，所以比較復雜。新型城鎮化改革領導小組確定了把宅基地、農用地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作為三塊地改革的試點，明確了在這三塊地上做一些改革，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制度安排。　　

　　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也向本報記者表示，一個制度的形成往往有它當時的歷史背景，但是隨著歷史條件變化，我們的制度和政策應該及時地調整，宅基地的問題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事情。首先，客觀地看，現在全國各地到處都有宅基地的流轉，擋也擋不住，它其實已經進入市場了。其次，我們主張宅基地要進入市場，其實也不是說全國一下子都放開，對經濟發達地區，有市場需求，對西部不發達地區，農民生活還很困難，房子再怎么破也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你讓他賣，他也不能賣給你。再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習近平總書記也曾表示將來的自然資源管理體制要把所有者和管理者分開，雖然實施這個改革可能會有一個過程，但隨著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因地制宜地讓農宅進入市場也必將是一個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