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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行政許可審批”而言，“非行政許可審批”因為多了一個“非”字，從一開始就繞開了《行政許可法》的約束，并且成為一些取消和下放的行政許可審批事項“易容”和“藏身”之處。徹底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就是為了斬斷一些政府部門繞過法律伸出去的那只“隱形手”，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真正還市場以活力。

　　簡政放權是本屆中央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兩年多來，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其中，規范和改進審批行為，解決“審批多”、治理“審批難”，成為這場政府自我革命在操作層面的重要抓手。但必須注意的是，衡量簡政放權的實效，不能只看取消和下放了多少事項，更重要是看政府的職能角色是否得到潛移默化的轉變。

　　經過多輪多次的政府行政體制改革，審批“當關”、公章“旅行”、公文“長征”等亂象之所以仍然存在，“印把子”之所以長期成為破除阻礙創新發展的“堵點”、影響干事創業的“痛點”和市場監管的“盲點”，除了在利益驅動之下為尋租保留空間，很大程度上還源自于傳統管理方式的慣性和路徑依賴。一些地方與部門“以批代管”，把審批當做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甚至是面向社會和企業“刷存在感”的工具，既缺乏服務的意識，也欠缺監管的能力。

　　以最近引發熱議的各類“奇葩證明”為例，這種行政管理手段，不僅沒有站在被服務對象的角度，以效率和方便程度來思考和開展行政行為，反而要求被服務者提供各種證明之后才能提供某項服務。顯然，相關部門要求提供這些“證明”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消除自身的信息篩選和核實義務，在事前免除其可能存在的事中和事后責任風險。

　　“非行政審批”更是這種服務意識和監管能力欠缺的典型表現。有媒體報道指出，現在非行政審批事項比較混亂且群眾反映問題多的，主要集中在政府財政優惠待遇（比如政府基金使用、稅費減免、進入政府產業園區等）和授予榮譽稱號等審批事項，而這些審批通常又由一些與相關部門有千絲萬縷聯系的行業協會、中介組織把控，其“二政府”的影子若隱若現。

　　實際上，一些地方和部門三番五次扯皮，推動審批事項積極性不強，說得最多的一條拒絕理由就是：“出了事誰負責”。尤其是在《行政許可法》頒布實施后，“為了保證不出事”，一些無法可依的行政審批事項“化身”為非行政審批事項繼續存在；一些非行政審批事項在取消和下放的過程中，或通過“加減乘除”的技術處理保留下來，或審批流程改名換姓后被一些協會、中介組織原封不動地繼承，使得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

　　同時，非行政審批事項被徹底取消后，不少真正被“削權”的部門感到不適，還“因為怕出事”，不敢做決定、不敢擔當。比如，一些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基層科室執行即可的事項，也非要提到單位的決策層再拍一次板，不僅多此一舉，反而制約了行政效能的發揮。

　　這正是因為舊的以權力干預為中心的管理習慣沒改掉，新的以服務和效率為準繩的管理辦法沒形成。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行政職能改革要求減少事前審批，并不是為了減少政府對市場的責任，相反，通過事中事后監管機制的設立，政府必須學會更加多元和有效地管理，肩負的責任只會更重。

　　政府的管理其實是提供面向社會個人和企業法人的公共產品，審批并不是為了彰顯權力的存在而“層層設卡”，而是建立利民惠經的“綠色通道”。站在服務對象的角度為管理注入“服務”的基因，應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原則。

　　與此同時，徹底取消非行政審批事項，目的是為了劃定政府權力的邊界、不玩“模糊權力”，進而打造有序審批、陽光審批、效能審批，這將更加考驗政府在依法行政背景下的責任擔當和主動作為，從而真正為激發市場活力清障。